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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两岸民族文学交流暨学术研讨会”综述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14-07-03  作者:周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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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12月4日至10日,“第一届两岸民族文学交流暨学术研讨会”在台湾举行。此次会议由台湾艺文作家协会、《新地文学》季刊社联合主办,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东海大学、台东大学、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马来西亚国立拉曼大学、新加坡作家协会等研究机构协助举办。来自海峡两岸以及马来西亚、新加坡的50多位作家、学者参与此次会议。为期六天的会议行程,安排在台湾师范大学、台东大学、台东史前文化博物馆、东海大学分别举办一场专题演讲、四场学术研讨会以及五场作家座谈。

  大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大陆有55个少数民族,分属汉藏、印欧、南亚、阿尔泰等语系,他们的文学形态十分丰富,与会学者从不同角度切入,或就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发展的总体情况、或就单一民族的文学个案、或就少数民族文学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汤晓青作了题为《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研究概述》的专题演讲。少数民族文学学科有诸多特异之处,首先在总体上展现出丰富的历史发展批次,其文学创作活动不仅在历时层面体现了巨大的时间跨度,在共时层面也有惊人的丰富性,比如文类的多样性;其次在不同民族中,书面文学和口传文学至今仍共存共荣,但各自所占的比重有所不同。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传播所牵涉的语言有数十种之多,在文学的传统范式上形成了若干特殊现象,如双语创作、创作语言改换等。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其他相关学科有着密切联系,诸如区域文化研究、族别文化研究及其他专项研究等。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经历了三个阶段,1980年代以前是学科的草创阶段,此时的批评多为教材讲义型,评论停留在浅层次的介绍和文本鉴赏,批评的有效性不够。1980年代开始进入蓬勃发展期,学者们注重发掘少数民族文学的独特性和价值,并对其进行有效的阐述,尝试建立学科自身的批评话语和理论体系。进入21世纪,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生发出了许多具有前瞻性的学术生长点,将边缘的活力注入到主流文坛之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刘大先提交的论文《多元性与共同价值——全球语境里的中国多民族文学》认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从来都没有自外于世界性的关系网络,只有从全球近代史发展的视野才能对其加以定位。晚清时,从带有普遍主义色彩的天下观念向民族主义革命话语的转变表明了“再造中华”的国族观念的逐渐形成。国族主义因为应对外来殖民和帝国主义,不得不压抑内部多元化的少数族群的话语。直到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少数民族文学才作为平等的“人民”文学的一个组成分子而进入到国家叙事和学术规划之中。当下我们需要对自由主义多元主义本身进行反思,重新发掘“和而不同”这一中国传统的新的含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丹珍草的论文《开拓差异的空间——“第三空间语言”构想及其话语实践》提出“第三空间语言”的概念,用来阐释中国多民族文学关系中普遍存在的两种或多种语言接触地带、过渡地带以及跨语言、跨文化写作中的多语言文化“混杂”现象。“第三空间语言”一方面是为满足具有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讲话者相互交流的需要而产生的,另一方面,也是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相互接受、协作、交流和模仿的过程。“第三空间语言”表面上似乎是对目的语常规常识的偏离或对目的语语法的“违规操作”、“语言改造”,实际上,这种新的空间语言,交织着两种语言系统、两种思维模式、两种社会历史背景、两种文化心理的矛盾冲突。不同语言之间的相互学习、交流和模仿,除了与语音、词汇、语法、句式等语言的基本要素密切相关外,还与社会、历史、文化、心理情感、思维习惯等相关联,是一种新的语言形态和新的审美话语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萨支山在论文《少数民族政策与(阿诗玛)的整理》中提出1950年代对彝族撒尼人的叙事长诗《阿诗玛》的整理工作是有其时代政治背景的。当时的少数民族政策,一方面是搞民族识别,一方面要消除民族隔阂,二者相辅相成,以期达成各民族大团结的目的。在《阿诗玛》的修改整理过程中,云南省的党政部门直接介入到具体文本的修改,这说明它的政治意义要远大于文学追求。搜集整理之主要目的并非是将之视为社会学和民俗学的研究材料,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的加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其中的政治标准就是“人民性”和“封建性”,以此标准去提炼主题、设置人物关系、考虑结构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杨早以《化解家国之痛:庚子以来京旗文学与现代性话语——在(京话日报)与(正红旗下)之间》为题,剖析庚子事变与辛亥革命带给旗族社会的巨大的创伤性体验。在之后的数十年间,京旗文学作家接受并使用新的现代性话语如启蒙话语、阶级话语,来重新解释旗族的历史与现实,以化解内心的家国之痛。从文啙窳、穆儒丐,再到老舍,旗族内心的悲情在借用现代性话语的重述中得到了释放。
  台湾原住民文学研究
  台湾的原住民族属于南岛语系民族,从口传文学到作家文学,都有令人瞩目的成就。族群积累数千年的山、海经验以及丰富的思想、智慧、情感,使得他们的文学作品在创作题材、语言运用、文学表达等层面精彩纷呈,不仅丰富了台湾文学,更是成为中国多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厦门大学朱双一的论文《台湾原住民的自我书写和他者镜像——1980年代以来台湾原住民文学概述》认为如果说台湾原住民作家创作的作品是其民族形象和心灵的自我书写,那汉族作家以原住民生活为题材的创作堪称一种“他者镜像”。前者直到1980年代才真正崛起、兴盛起来,抗争和呐喊是原住民文学最初的出发点,文化扎根则是原住民传统精神的发掘和再现;后者则从清代不绝如缕地延续下来。不过,早期汉族文人的原住民书写较多带有“他者”的眼光,近期的作品则显示双方的隔膜正趋于消解。汉族作家关心、同情原住民的处境,进而从“他者镜像”中反观自己,进行深刻的反省和思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周翔在论文《文化认同·代际转换·文学生态——论现代台湾原住民文学的动态发展历程》中提出现代台湾原住民文学50年来的发展历程走过了萌芽诞生、蛰伏沉寂、发展壮大、繁荣兴盛等阶段。当尝试着对其做一个大致的阶段划分时,“文化认同”、“代际转换”、“文学生态”这些关键词成为参考的重要标志。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可以看作是现代台湾原住民文学的萌芽诞生阶段,陈英雄、曾月娥等作家借助汉语这一语言工具作为载体,台湾原住民开启了书面文学这一有力的自我“发声”途径。进入80年代,以拓拔斯·塔玛匹玛、莫那能、瓦历斯·诺干、孙大川等为代表的一批原住民作家相继发表大量作品,迎来了现代台湾原住民文学创作最为繁荣的时期。90年代中后期,重返部落,回归传统,文化寻根成为一批原住民知识分子的郑重选择,代表作家有夏曼·蓝波安、亚荣隆·撒可努等。进入21世纪,原住民文学的创作队伍又增添了一批新生力量。《山海文化》杂志对台湾原住民文学的发展、壮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网络文学的出现则为原住民文学的发展开辟了一个全新的书写空间,日益成为新生代作家一个重要的创作阵地。   台湾政治大学陈芷凡的论文《历史书写与数位传播:台湾原住民“文学”论述的两种思维》提出:1980年代台湾原住民运动兴起,原住民作家以身分认同、文化追寻为书写姿态,开启原住民文学的起点。然而,时空递移,曾经聚焦于族群文化失落、汉人压迫、现代化剥削以及文明/自然冲突的原住民文学,逐渐展现应对大环境改变的姿态。而论文试图探讨近年来台湾原住民文学论述的开展,如何在历史后设小说题材,以及数位典藏设计的诠释理念和后设理解之下,形成一种有别于原运时期的讨论姿态。这些历程与转变,可视为原住民创作者回答“我是谁”之后,接下来“要回答哪一个名字?”的时代考量,揭示了现当代族裔文学发展的文化意义。台南大学吴淑华的论文《山林场景与文化场域论述——以巴代短篇小说(姜路)为例》对卑南族作家巴代的短篇小说集《姜路》作专题讨论,从“再现”文学、“文学生产场域”等理论出发,检视作者以哪些文学元素来再现族群文化内涵。例如作品中的山林场景建构、文化场域与特殊族群观点,以及作者以山林背景作为叙述话语之策略,都展现了台湾原住民文学的特色。《姜路》可视为展现山海时期以来(1993年后)台湾原住民文学对于文化主体性书写的企图与内涵的重要代表作。
  海外少数族裔文学研究
  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同样有来自不同族群的、丰富的多民族文学,他们的文学状况为两岸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提供一种新鲜的启示和有益的参照。
  新加坡作家协会王润华在论文《少数族群的文学写作策略——多种语言、多元的声音的建构》对新加坡国家文学的建构过程作了详尽的梳理。在最初的殖民时代里,除了英语与西方文化,其他族群的语言与文化都被边缘化了,甚至被压制。独立后最初的一段时期还是继续推行殖民时代遗留的文化政策,企图将不同的文化整合,融入与创造一种新的所谓新加坡新文化。到了70年代中期,新加坡开始寻找自己本土的语言与声音,企图建构新加坡人的政治与文化认同。1977年新加坡政府颁发新加坡文化奖,对英文、华文、马来文、淡米尔文四种语文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各种语言各个种族的作家都获得过这项国家最高荣誉。新加坡的国家文学由四大语文的文学构成,每一项文学奖,必然有四种语文的奖项。少数族群的文学需要通过翻译与选集参与到国家文学的建构中,所以近年出版的多种族、多语文,同时包含不同语言翻译的新加坡文学选集系列,选编的诗集中每一首诗都有另外三种语文的翻译。代表的是各种族,不管用什么语言书写,彼此都能通过其中一种语言走进其他语文的国家文学。马来西亚国立拉曼大学许文荣、庄薏洁的论文《少数民族书写的主题建构——以马华文学为个案》探讨的是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作品中有关当地原住民的书写。遭受边缘化的华族带着反思种族的处境和命运、审视族群如何共存共荣的立场,将自我的生存理想与受压抑的情绪,藉着异族题材,曲折隐晦地反映出来。这些作品的主题建构不只是隐含着作者的思想建构,同时也潜藏着特定时代的话语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张力。马华作家从“他者的镜像”中观照比他们更边缘的少数民族,这样的书写在很大程度上同时也是创作主体族裔自觉自省的过程。从1960年代崛起至今,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的扩展,以文本类型的发展脉络为根据,马华作家多从三大层面,即“族群关系”、“文明进程”与“魔幻写实”来建构有关少数民族书写的主题。
  两岸少数民族作家座谈
  此次会议一共邀请了30余位少数民族作家、评论家。大陆的少数民族作家有哈萨克族作家艾克拜尔·米吉提,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蒙古族作家郭雪波,裕固族作家铁穆尔,朝鲜族诗人南永前,撒拉族作家马学功,满族作家周建新,苗族作家韦文扬,维吾尔族作家帕尔哈提·伊力牙斯,藏族作家吉米平阶,德昂族诗人艾傈木诺等。台湾原住民作家有布农族的瓦历斯·诺干、卜衮、沙力浪,卑南族的巴代、林志兴、董恕明,泰雅族的启明·拉瓦、里慕伊·阿纪,达悟族的夏曼·蓝波安,排湾族的莫那能,鲁凯族的奥威尼·卡露斯等。
  两岸的作家们分别就“民族文学中的人与情感”,“民族文学中的人与自然环境”,“民族文学与宗教、神话、图腾”,“民族文学中的部落历史与社会变迁”,“民族文学与文化研究”等议题进行座谈。虽然大家来自不同的民族,但弘扬民族文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是共通的,作家们的创作感想往往能激起共鸣,讨论十分热烈。来自不同民族的评论家还就自己的研究领域做了论文发表。如回族评论家李鸿然的《少数民族文学书写的世界性因素和世界性意义》、壮族评论家黄伟林的《文化自觉的多元审美呈现——新世纪广西多民族文学》、回族评论家郎伟的《托举宁夏文学的另一双巨手———新世纪以来宁夏少数民族作家创作扫描》、彝族评论家阿牛木支的《呈现多元化态势的彝族现代诗歌创作》等。
  正如艾克拜尔·米吉提在专题演讲“文学是沟通心灵的桥梁”中所说:“文学是沟通心灵的桥梁,唯有文学,可以让陌生的彼岸世界相互连接、相互沟通、相互畅达、相互理解”。此次会议搭起的是一座跨越海峡的文学之桥,对于加强两岸民族文学的合作发展,促进民族文学的创作和研究都具有深远的意义。我们期待着下一次的盛会。


  (周翔,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文章来源:《民族文学研究》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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