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中国的非遗保护在国际层面之所以赢得广泛好评，与我国专业学者在了解国际非遗工作理念、参与国际非遗工作实践的同时，立足国情，摸索适合于我国国体政体和民众心态的非遗保护方法及其发展道路密切相关。”

　　又“土”又“洋”的民间文化研究者——这是大家给朝戈金的评价。他笑言：“前一天还在巴音布鲁克草原上做田野考察，睡毡房，挨蚊子咬;第二天又飞到巴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见解，传递中国学者的声音。穿插于边远民族地区和国际学术场合，这也多少是我的工作常态。”

　　顶着一长串国内外学术头衔的朝戈金，并不完全是学究式的专家。他一边深入中国的乡野边地，寻访民间艺人，进行田野调查;一边积极走出国门，不遗余力地向国际人文学界介绍中国的学术观点和文化传统，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和肯定。

　　朝戈金的学术步履启程于对作家作品和作家创作的研究探讨，如今，他在这方面仍偶有涉猎。随着学养的日渐深厚、视野的不断开阔及在目标学术领域的扎实耕作，朝戈金已将主要研究范畴定位于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重在探究民间知识与文化。

　　国际讲坛上的中国声音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0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巴黎举行的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CIPSH)第31届大会上，您全票当选该理事会主席。据了解，这是中国大陆学者首次在此类顶级国际学术机构中担任首席领导职务。请谈谈您在此类国际学术机构任职的感受和经验。

　　朝戈金：这里有必要谈谈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成立的背景。它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的非政府组织，成立于1949年，以“打破学术封闭，消除相互隔膜”为宗旨。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更凸显了这个宗旨的历史意义。当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极力倡导下，三个国际性组织先后成立，分别是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ISSC)及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ICSH)。

　　目前，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的业务活动覆盖和联合了世界上几百个哲学、人文科学领域的学会。理事会的重要学术刊物《第欧根尼》以英、法、阿拉伯、中文四种文字出版，有很大的国际影响力。理事会以往召开的各类大会，都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或总干事代表赴会致辞。

　　该理事会现有十几个国际联盟级别的成员组织，例如国际学术院联盟、国际哲学学会联合会、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国际语言学常设委员会、国际古典研究学会联盟、国际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联盟、国际宗教史协会等。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汝信，学部委员黄长著、卓新平，考古所研究员安家瑶以及我自己，都先后担任过该理事会副主席一职。

　　我曾经担任了两届该理事会副主席，按照章程不能连任了，却意外地被推举为主席人选，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主要是因为中国日渐强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国际影响日渐凸显，加上我和理事会各位执委，尤其是领导层在学术理念上有不少共通之处，能够共同做事。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资本市场高度统合、环境恶化问题突出。另外，以各种形态出现的宗教、族群、国家和文化冲突都令人担忧。因此，应对各类社会问题的研究在学术界越来越受到重视。而一些更为宏大的命题，如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同文明间的融通、文明进步的规律等，则被这些现实问题所淡化。于是，便出现了当今学术领域的一大病症——哲学和人文科学研究日渐凋敝和暗淡。有美国学者曾撰文，对古典学这一哲学和人文科学领域的核心学科在教育领域的衰落发出感慨。他们认为，这会导致很大的学术灾难。我赞同这种观点，即忽略哲学和人文科学的后果将十分严重。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么，如何避免这种后果的出现？本届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将就此作出哪些努力？

　　朝戈金：重新强调人文科学的意义不可替代，已成为当务之急。因此，本届理事会的首要工作，是推动召开首届世界人文大会。经过多方努力，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下，这次会议拟定于2017年秋季在比利时列日召开。届时预计将有来自60余个国家的学术组织、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参加，以期反思人文科学的使命，呼吁国际社会调整政策，加强相关领域的研究。这也将是我在任期间的一大重要工作。

　　当然，协调好众多国际学术组织，设计好各类学术论坛的主题，需要整个理事会的共同努力，需要会议举办方的鼎力相助。这里，还应提及理事会的前任主席阿达玛·萨玛赛扣先生，他是竭力支持并推动举办这次世界性人文大会的核心人物之一。

　　以非遗保护为己任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多年来持续参与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其传承工作。我们了解到，您担任会长的中国民俗学会新近当选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评审机构。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学术组织在国际非遗评审方面赢得了更多的发言权？

　　朝戈金：2014年11月28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九届常委会上，中国民俗学会竞选成功，跻身六个非政府组织“审查机构”之一，并从今年开始，将连续三年全面参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优秀实践名册及国际援助四类申报项目的国际评审工作。

　　这个资格的获得非比寻常，是方方面面努力的结果。由于涉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审工作的保密原则，在此不能详述，但有一点可以说明，在我就任中国民俗学会会长的这些年中，倡导并践行国际合作和国际参与的理念，始终是我所热心的一个重要工作方向。

　　近年来，中国民俗学会和美国民俗学会、日本民俗学会先后签署了合作协议;与韩国民俗学组织、芬兰民俗学机构、爱沙尼亚民俗学团体等保持着积极往来，密切了相互间的合作关系。每年，中国民俗学会都有一个规模可观的代表团参加美国民俗学会的年会。日本民俗学会的年会上，也常能见到中国民俗学会会员的身影。中美两国民俗学会每年轮流举办工作会议，互派青年学者到对方国家，从事特定方向的民俗学研究。由中美两个学会联合主办的、邀集双方非遗领域专家授课的“民俗学暑期研修班”也将在不久后开班，为两国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青年人才。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民俗学会参与国内非遗工作的情况如何？我国非遗工作有哪些特点？

　　朝戈金：国内的非遗工作，我们更是广泛参与的。我国公布的第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中，有不少是中国民俗学会的会员，包括我自己。近些年来，我本人和其他众多会员积极参与了非遗保护政策法规制定、遗产清单遴选、项目评审、措施评估、人员培训、国际申报材料准备等多项工作。中国的非遗保护在国际层面之所以赢得广泛好评，与我国专业学者在了解国际非遗工作理念、参与国际非遗工作实践的同时，立足国情，摸索适合于我国国体政体和民众心态的非遗保护方法及其发展道路密切相关。

　　总而言之，中国的非遗工作是政府主导、民众参与、学界介入综合模式，这个模式中，学界在与政府开展合作、引入国际理念、激发民众热情方面，都发挥着领导者和主力军的作用。身为这项伟大事业的一员，我深感骄傲和自豪。

　　推动史诗研究国际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报》：是否可以说，史诗研究长期以来都是西方人文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重点?您作为中国学者当选国际史诗研究学会(ISES)的会长，实属不易，这也是把中国史诗研究成果介绍到国际学界的好机会。

　　朝戈金：的确。我在史诗研究领域工作多年，在国际讲坛阐述自己研究课题的机会也比较多。国外的报刊、网站对此陆续有一些介绍，除美、英、日等大国外，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土库曼斯坦等国家的媒体也都介绍过我的学术活动或观点。一些有影响的国外出版物中，引述或胪列了我的个别著述。例如，剑桥大学的权威出版物《古典文学导读》系列中关于西方古典学的著述部分，将我的论文作为参考文献。英国学者的《史诗概论》里，也提及我的论文。一些周边国家如越南近些年来大力倡导史诗研究，其学者多次把我的研究成果翻译并刊发在学术刊物上;蒙古国则精心出版了我的学术专著(顺便提及，这部蒙古国版本印刷十分精美)。所以，后来我和来自美国、芬兰、俄罗斯的几位史诗大家，借着国际史诗学术会议的场合，提议成立国际史诗研究学会时，来自几十个国家的代表都表示赞同，并推举我做了会长。

　　如果说，我个人在史诗研究领域做了些许有价值的工作，那也主要是把中国的史诗研究现状和学术思考传播到国外去，其中包括基于中国本土的学理性思考。这些思考，一方面承接了中国老一代史诗学者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植根于中国大地浩如烟海的文化资源，同时也得益于我自己在理论、方法论上熟稔国际研究趋势、方法和模型等。有美国学者在点评我的一部史诗著作时认为，我的研究是民俗学和口头传统结合的语用学派(pragmatical school)。这部著作中，他们所看重的，是我基于蒙古诗歌的句法分析及从中总结出的一些诗学规则。

　　《中国社会科学报》：以史诗学为例，人文科学如何开展国际对话？我国的史诗研究目前有着怎样的国际地位？

　　朝戈金：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更为深入的思考。在西方，史诗学与古典学一直紧密相连，史诗研究领域著述极多、人才辈出。在西方大学的文科设置中，史诗研究方面的课程往往是不可或缺的。大体而言，从古希腊开始，经文艺复兴到当代西方，国际史诗研究可谓历史悠久。另外，该领域从业人员理论思辨能力强，学说和流派迭出。这些都深刻影响了众多相邻学科。

　　相比较而言，中国的史诗研究起步较晚，研究专家也不多，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才逐步形成基本队伍。不过，近年来，中国的史诗研究有了长足发展——步子大、热情高、成果多。整体上看，建设数据库，进行资料整理，从事田野调查，发表理论文章等多个环节齐头并进，与国际学界的对话也开展得有声有色。目前，有关中国史诗研究的出版物已超两千种，其中大部分是在近年产生的。

　　我们的研究也给国际学界提供了一些新的启发。例如，中国南方各民族中广泛传承的关于“创世史诗”和“迁徙史诗”(creation epic & origination epic)的认定和研究，给国际史诗的分类机制提供了新的借鉴。

　　借科技之手走向未来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于中国文学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学的学科建设，您有何设想和举措？

　　朝戈金：我负责研究所的行政工作，迄今也有十几年了。行政管理工作区别于单纯做学者，除了要思考自己的学术研究之外，更需要思考研究机构的建设、人才梯队的培养、大型标志性课题的推动、学科前沿问题的追踪等。这些会牵扯很多时间精力，而工作成果则往往难以彰显。这些年来，我没有编纂过自己的论文集，倒是做了不少对于学科基本建设很重要的事情，比如推动建设少数民族文学的影音图文档案库工作、文献资料数字化工作、大型工具书如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及重大课题的设计和主持等。这些工作不会给个人的著述目录增加什么内容，但对一个机构而言，对一个学科而言，却是头等大事。其中关于资料库和数据库的建设，就是顺应时代发展的体现，可利用先进科技为学术研究提供便利手段。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参与的资料库和数据库建设中，哪个项目让您印象深刻？

　　朝戈金：目前，我们正在采用前沿理念，在“少数民族影音图文数据库”的总体框架下，分步骤实施“少数民族神话数据库”、“少数民族史诗数据库”等的建设。拿蒙古史诗举例来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在这一领域积累的数据资源容量比较可观，有的购买自国外东方文献馆藏，但大部分是经我们“抢救”获得的。在我们曲目库的歌手名单上，有不少人的名字都被打上了黑框，表明他们已离开人世。他们传唱的不少经典民间演述形式也已成“绝唱”。这说明，很多存活于民间的宝贵文化遗产正在急速消亡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从20世纪90年代起，便着手民间文化资料收集及整理工作，在当时是全国第一家，今天仍位居前列。正是我们大家的艰苦努力，为后人积淀了许多不可复得的民间文化资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大数据给人文科学研究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朝戈金：大数据的理念对未来人文科学研究会产生革命性的推动作用，当然，这从技术角度也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就科技便捷性而言，目前难有其他形式可与之相比。例如，纸质的16开本《蒙古英雄史诗大系》共有四大卷，阅读、翻检都很吃力，但做成电子书，就可存在一只小小的闪存里，比起手捧书籍而言，灵便了许多。而且，该电子书添加了一些关键数据的标识，如史诗的人物介绍、地理分布、情节结构类型等，从中抽取有效的数据段进行分析，极为便捷。

　　一般情况下，人文学科的从业人员对电子数据不太感兴趣，而我则通过近年来主持或参与资料库的设计工作，对人文领域与电子技术的结合不仅充满热情，而且认为电子技术对人文学术的支撑远超人们的预想。例如，对文学文本的研究，通过处理电子文本，会得出许多令人惊叹的结论。像《静静的顿河》作者署名权问题的确定;老舍小说“京味儿”的讨论;南斯拉夫和突厥诗歌中“平行式”格式的总结，都离不开电子技术。蒙古诗歌是押头韵的，用电脑来处理诗行，观察诗行头韵和尾韵的情况，其便利程度无与伦比。这还只是浅层次电子技术的应用。再比如，通过电子检索方式，可以宏阔地把握大型民间叙事——如史诗的类型和亚类型，分析人物之间的关系，归纳故事中诸要素的彼此关联，特别是统计程式的“频密度”等，进而总结出民间叙事的“法则”，一切都变得轻而易举。20世纪上半叶面世的普洛普的“故事形态学”研究，基于大量阅读和归纳进行，仅记载基础数据的笔记本就有几十本，将此研究放在今天，如果有了这些俄罗斯魔法故事的数据库，只需制定出数据段和标签，在电脑上做分析，效果就会事半功倍。另外，一段史诗叙事，可能伴随一段集体舞蹈和一些图案纹饰，或以一个仪式活动为背景，对这宗叙事的综合考察若利用多媒体技术，当如虎添翼。一些民间口头艺术文类，例如叙事诗，可能和其他文类，例如谚语、传说、祝词等，形成有趣的“互文”关系，许多表述“单元”——语词程式、典型场景等反复出现在不同的叙事样式中，不用电子技术处理更大范围的文本样例，简直无法工作。由此可见，电子化、多媒体、数据库的建设，在今后的人文科学学术发展中将愈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