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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学术语钩沉
迈克尔·欧文·琼斯教授访谈录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14-12-29  作者:琼斯 (Michael Owen Jones) 朝戈金 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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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对象:迈克尔·欧文·琼斯 (Michael Owen Jones)
访谈者:朝戈金 巴莫曲布嫫
访谈时间:2005年1月16日下午2:56至5:05
访谈地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1107室

【访谈纪要】应中国民俗学会的邀请,美国民俗学会现任会长迈克尔·欧文·琼斯(Michael Owen Jones)教授于今年2月来京参加“民族国家的日历:传统节日与法定假日”国际研讨会,并作专题发表。会议结束后,应《民间文化论坛》山民先生的热情邀约,琼斯教授愉快地接受了本次访谈,先后就无形民俗与有形民俗、民俗学核心术语的定义、民俗学的学科定位等问题进行了阐述,还特地以自己40年来的田野工作为基础,结合具体的个案研究,阐释了民俗学教学与研究中田野方法论与认识论,其中他与美国民俗学家罗伯特·乔治斯(Robert A. Georges)共同阐释的一个核心命题“作为行为的民俗”(Folklore as Behavior),拓宽了我们对当代美国民俗学研究领域的了解。在整理访谈录音的过程中,发现还有一些术语阐释和相关信息需要补充,因此我们通过电子函件提出问题,在第一时间得到向琼斯教授的回复。故而,以下访谈内容根据面对面访谈(face to face interview)的录音与电子信函访谈(one to one interview)的文本整理而成。由于篇幅有限,访谈的前后内容及其间例举的案例分析都有大量删节,仅作以下关键术语的报告:民俗(folklore)、民(Folk)、民众生活(folklife)、社会习俗(folkways)及民俗学(folkloristics);电子信函访谈则与相关信息一道作为本次访谈的一个附录。专此说明。

【学者简介】

迈克尔·欧文·琼斯(Michael Owen Jones),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世界艺术与文化系教授,学术领域涉及民间艺术和审美、民间医药、地方宗教、饮食习俗和象征、应用民俗学、民俗电影和摄影、职业传承及组织象征等。琼斯教授1968年获民俗学与美国研究博士学位后一直在加州大学执教;曾先后获得美国国家人文学术基金、斯卡格斯基金、加拿大文明博物馆、国家卫生总署的项目资助;历任加利福尼亚民俗学会主席、美国民俗学会董事会主席、加利福尼亚人文理事会主席等职,现任美国民俗学会(AFS)主席。此外,他还兼任伍德罗·威尔逊国家人文学术研究基金会、美国民俗学会、芬兰科学院、美国应用人类学会的学术委员;密西西比大学出版社《民间艺术和艺术家》书系(已出版22卷)总编辑。1996年至2001年,琼斯教授在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的资助下组织创建了美国民间医学资料在线网站(www.folkmed.ucla.edu),极大地推动了学术界对民间医学研究的拓展和深化;近年来,琼斯教授又在美国补偿与替代医学中心的支持下组织了一项关于植物在外国移民医疗中发挥作用的大型调查和数字化工程,进一步加深了学界对民间医学的认识。 琼斯教授著作等身,迄今已发表230种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组织的象征符号研究》(Studying Organizational Symbolism,1996),《民俗学导论》(Folkloristics: An Introduction,1995,合著),《探索民间艺术》(Exploring Folk Art, 1987,1991再版), 《人研究人:田野工作中的人的因素》(People Studying People: The Human Element in Fieldwork,1980, 合著),《坎伯兰郡的工匠:传统与创造》(Craftsman of the Cumberlands: Tradition and Creativity, 1989),《手工艺品及其制作者》(The Handmade Object and Its Maker,1975),《信仰疗法如何起作用》(Why Faith Healing? 1972);主编或合编的学术著作有《民俗的应用》(Putting Folklore to Use, 1994),《卡勒瓦拉的世界》(The World of the Kalevala,1987),《饮食习俗与食物习惯》(Foodways and Eating Habits,1981),《组织内部》(Inside Organizations,1988)等。

朝戈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法学博士(民俗学)、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少数民族文学系主任、博士导师;《民族文学研究》、《民间文化论坛》、《中国文学年鉴》、《口头传统》(美国)编委;国际民俗学组织(FF)通讯会员。

巴莫曲布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法学博士(民俗学)、理论室主任;中国民俗学会副秘书长,国际民俗学组织(FF)通讯会员。


  ……

  巴莫曲布嫫(以下简称“巴莫”):迈克,你不是想了解民族文学研究所的情况吗?何不先向朝戈金博士提几个问题?[1]

  琼斯:是的,是的。我想知道你们研究所都做哪些研究?

  朝戈金(以下简称“朝”):我们主要是研究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文学。所里现在有南方民族文学、北方民族文学、蒙古族文学、藏族文学、民族文学理论与当代文学批评五个研究室,还有《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资料库和行政办公室等部门。中国有56个民族,您可能已经有所了解。我们的学者有的来自少数民族,主要有蒙、藏、苗、彝、白、维吾尔、满、达斡尔、朝鲜、柯尔克孜等十多个民族成份,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来自汉族。简单说来,我们主要致力于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口头传统、民俗文化等方面的研究。

  琼斯:昨天你在会议上作的发表我印象很深,你的PowerPoint文件中有民族分布图,很直观。你提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无形文化遗产”的定义我也有所了解。我喜欢你的演示、评述和分析,那是一个非常棒的发表,尽管时间太短。

  朝:谢谢! 近十年来,我们在口头传统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因为历史上中国许多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书写传统,但却有着非常独特的文化传统,而且大多依靠口耳相传的方式代代相承。因此,我们研究所,乃至中国民俗界、民间文艺学界里在搜集、整理工作中投入了相当大的力量。目前,老一辈的歌手和传承人相继去世,许多民族的口头传统比如史诗演唱出现了断代的危险。年轻一代的学者也越来越意识到了田野工作的重要性,他们中有许多人正在不遗余力地采集各种口头文类的演述资料,比如史诗、传说、故事等等。

  琼斯:汉语普通话是不是官方语言?比如说从政府部门到学校教育?少数民族语言是否得到了国家的重视?

  朝:是的,汉语普通话是使用最广泛的语言。这不仅因为全国人口的92%是汉族,说汉语;还因为少数民族人口中也有很大一部分只讲汉语,而另外一些通行民族语的人群中也有兼用汉语的情况。宪法中规定了少数民族有平等使用自己语言的权利。但是具体情况还是比较复杂,一些民族语言已极度濒危。中国在学校教育中也在提倡双语教学,在研究机构中也在关注少数民族语言尤其是频危语言的研究。但是,汉语普通话是国家自上而下推行的重点,不论就教育制度而言,还是就学术研究的工作语言而言,汉语都是占主导地位的语言,包括各种出版物。

  琼斯:这就太好了!

  朝:我们这个研究所成立于1980年。其成立就是因为国家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力图提升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而不仅仅只是研究中国的汉族文学或汉语文学。少数民族大都有自己的历史、语言和文化传统,有的也长期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比如蒙古族在历史上就出现过许多用汉文进行创作的优秀作家,至今在蒙古族的“乌力格尔”〈一种故事表演〉说唱传统中还有许多篇章直接取材于汉族古典小说。因此,我们的工作语言非常重要的,往往需要兼通汉语与民族语,因为我们的研究对象有其特殊性。老一代的研究人员大多通晓一门或一门以上的民族语言,同时我们也要求年轻的科研人员和研究生要尽量掌握自己的工作语言,包括外语,否则没法做好民族文学研究。与此同时,在新疆、西藏、内蒙古等自治区也都有自己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除了开设相关课程讲授各民族的文学传统外,也有许多学者在长期从事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我们所目前只有40位工作人员,很难同时开展55个少数民族文学与文化的研究[笑],因此我们非常重视与民族地区的高校和机构开展合作与协作,比如我们与新疆方面的机构和学者进行合作,一道调查研究沿丝绸之路的各民族口头传统。

  琼斯:民间文学、民族文学、口头文学、文学,大都涉及你说到的史诗、传说、故事,还有神话、歌谣、谚语……。在我看来,你们非常重视口头传统的研究。那么,“实物”(objects)呢?你们研究所研究“实物”这样的“有形文化”(tangible culture)吗?难道不包括吗?

  朝:这不是我们的重点研究对象---。但中国民俗学界一向非常重视物质民俗的研究,像北京师范大学还有专门的收藏库……

  巴莫:实际上,我们也非常关注有形文化,尤其是与口头传统有关的“实物”,比如史诗演唱中的乐器、道具、服装等等,我们的学者在田野工作中也是要注意搜集的,去年我们在新疆还买到了维吾尔族的弹拨乐器热瓦甫。这些或许就是你所说的“实物”?

  琼斯:比如篮子、服装……是否有学者将这些“实物”纳入到了自己的研究中?

  巴莫:我们对这方面的研究是有倾向性的,也就是说,重视与文学传统或口头传统相关的那些个“实物”……

  朝:我们所里的学者也有人兼做物质民俗的研究,比如民居、民具、服饰等。但是,我们的工作重心是文学传统与口头艺术,但凡与口头传统相关的有形物品也有所关注,但还不够深入细致。相较而言,我们比较重视在民族地区搜集各种口头传承的文本,比如木刻本、抄本等等,我们的资料库建设中除了音、视频资料外,还有许多不同形式、不同载体的民族文学文本资料,与史诗演唱传统有关的文本资料也较为丰富,这是因为史诗研究一直是我们所的学科建设重点---。你在这里提出的问题,对我们也有所启发,今后应当加强这方面的关联研究,比如我们的档案库中就有与格萨尔史诗演唱有关的唐卡绘画,待会儿我会给你看一本这方面的画册。

  琼斯:美国乃至欧洲的民俗学研究,很早就对口头传统与口头文学,特别是故事讲述、叙事歌、歌谣予以重视。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俗学开始向民俗的其他形式和不同的口头文类移转,诸如谚语、谜语等小文类(minor genre),并考察这些小文类与__ __ __、游戏、叙事、歌谣的内在关联;大概也是在同一时期,学者们也开始研究饮食习俗、社会组织、象征主义及象征方式等,尤其是对各种各样的民俗实物及其制作过程有了更多的关注──这里有很大的学术空间──。于是,仪式、宗教活动和社会实践等问题也进入了学科的视野---。你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吗?

  朝:是的。比如就美国民俗学研究而言,如何看待民俗(folklore)、社会习俗(folkways)、民众生活(folklife)这些概念,请你在定义的层面上谈谈学科的术语问题,好吗?

  琼斯:那好,我就从我自己的界定说起,再谈谈其他学者的一些基本观点。1995年我和罗伯特·乔治斯(Robert A. Georges)共同完成的《民俗学导论》(Folkloristics: An Introduction)一书出版,开卷就对“民俗”进行了范畴的界定。我想,我们至少是从以下两个层面来进行定义的:其一,“民俗”是指我们在面对面的互动和交流中习惯上学习、教授和使用或展示的表达形式、过程与行为;其二,我们对以上内容是否具有传统属性要作出两种判断,一是这些内容是否是基于已知的程序或模式;二是,这些内容是否能够证实人类的知识、思想、信仰和感情在时间和空间的两种维度上具有连续性和持久性。

  朝:琼斯教授,我注意到,你在这里使用的主语是“我们”,显然,在“民俗”的定义中,你和乔治斯教授并没有将“民俗”及其传承的主体完全“他者化”,而是将民俗研究者也纳入到了“民”的定义框架中,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成长并生活在“民俗”中的。这一视角值得我们深思,因为中国的民俗学者也在为到底“谁是民”的问题而“打架”[笑],其实你我都是“民”的一份子,主体性问题也应纳入到我们的学术研究中。

  琼斯:[笑]我认为以上定义与其他许多学者和相关论述的出发点是不同的,因为许多人始终在“民”(folk)的概念上纠缠不清,他们试图界定的是民俗之“民”,或在“民”(folk)与“俗”(lore)的关系与属性上止步不前。乔治斯和我没有按照这种字面的逻辑或推导方式去思考问题和处理我们的研究对象。我们是从传统行为(traditional behaviors)这一视野去关注民俗的,称之为“作为行为的民俗”(folklore as behavior),因为民俗生成于人们亲历的行动之中,其知悉、不断强化和以惯例为支配的传承并非发生在学校的教室里,也不是通过印刷或其他媒介来获得的,比如我们讲的故事和玩的游戏,更多地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的口传身授──我们的定义没有卷入“民”(folk)的争论──。回到美国民俗学研究领域来说这一定义,理查德·多尔逊(Richard Dorson) [2]在他关于密西根上半岛的民间传统一书中(Dorson 1952),对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 1897-1958)发表于1947年的《乡土社会》一文提出驳议──我记得是在第6页上──。雷德菲尔德认为理想的乡土社会是可以被界定的,当然是在他的想象中,即将地方化的特性集合起来与在现代城市中所发现的特性相对立;乡土社会是孤立的,人与人之间相互认识,共享着相同的信仰,在经济上相互依赖,有着强固的群体团结。简言之,在他看来民(folk)是基于一定的社会群体的,是具有同质性的(homogenous),人们的行为是自发性的(spontaneous),不是反观的(reflective);人们的关系是以亲族为基础的──还有其他一些特征──。这种理念在后来的五十多年里一直都对“民”(folk)的界定产生着影响。但是,多尔逊在密西根上半岛等地的田野调查却表明民俗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他相继开展的研究课题主要有早期美国民间英雄、黑人传统、美洲非裔文化、行业民俗(如伐木工人、牛仔、矿工、铁路工人、炼钢工人等)。因此,他认为,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和民俗学者,应该历史地看待美国的民俗;而纵观美国的历史和现实,雷德菲尔德所用的乡土/城市二元对立模式就不适用于分析美国文化。针对普泛化的“民间”(the folk)概念,多尔逊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明确讨论“a folk”,也就是说从“the folk”到“a folk”表明他意识到美国是由许许多多的folks组成的,这些folks是以语言、族籍、地区、居住及其它的相关因素为基础的。

  巴莫:我们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民俗学卷》的词条写作过程中查阅过多尔逊教授的相关文献,他对中国民俗与民俗学研究也有一些评述,对此,中国民俗学者安德明博士还写过专门的论评文章。我记得,此后他进一步提出了“一个民间群体”(a folk group)和“民间群体”(folk groups)的概念,是这样的吗?

  琼斯:可以这样认为。因为后来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的民俗概念》(The American Concept of Folklore)的文章──我想是在1966年吧──。他吸纳了多尔逊关于“a folk”的定义框架,进一步提出共同的宗教、职业、语言等都可以作为界定任何一个民间群体的基石。因此可以说,多尔逊在1952年就拓宽了关于“folk”的定义,他认为“a folk”是任何一个具有相似意向或观念的群体(any a like-minded group),这个群体共享着自己的传统,并以传统为维系群体的基础,这种群体可以是荒漠上的牛仔,也可以是丛林中的伐木工人……邓迪斯接受并发展了他关于“a folk”的这个观点,认为民俗之“民”可以是任何一个人类群体,只要这个群体至少有一个共同点,而且这个共同点的确定与他们自己共享的传统相关(Dundes 1980)。后来有许多民俗学者都普遍接受了“a folk”的理念,或者将之确定为“a folk group”。然而,在我看来,“群体”(group)这个概念也有一些问题。因为实际上在一个“群体”的组成问题上往往很难达成共识,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由许许多多的人群组成的,他们属于同一个时代和空间。有时,某个群体所谓的代表性特征则是研究者在一个地方和一个时间片段去构拟出来的。有这样一种学术假想,即以人群的行为作为判定“a group”有一致性的基础──因为行为在这里被贴上了“共同的标签”──也就是说每个人的行为都好像是某种一致性的约定俗成,就有可能成为一个群体构成的基本标记,比如对某一个人进行田野访谈,便将这个人当作一个群体的代表。显然,问题就出在这里,所以我说这是一种有问题的假说。相对于人类及其群体的复杂性而言,要对一个群体的认定提出一种完整、清晰的定义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那就是为什么乔治斯和我要另寻出路,我们既没有采纳“a folk”的理念,也没有将“a folk”与“a group”随意地加以对应;那种将人的行为当作一个群体同一性的认识也是站不脚的。我们是在更具有普同性的意义上寻求“作为行为的民俗”及其确当的阐释。反正,我根本就不用“folk”这个概念---。关于“民俗”(folklore)的定义我就说到这里。现在是不是该谈谈“民众生活”(Folklife)了。

  朝:是的,我们在术语使用上有许多亟待厘清的定义问题。我们研究所正在计划编译出版一本关键词手册,或者叫知识读本,就是一种工具书之类的读物吧,以便在学科规范、基本概念和术语的界定上形成共识,以推进国内外的学术对话。这样做是想参照国际较为通行的学术标准来定义我们日常使用、思考、依赖和传授相关学科知识的一套基本词汇和术语,以克服国际对话中的某些障碍。所以说,我今天跟你提到这些概念不是信手拈来的[笑],对我们的几个平行学科如民俗学、民族文学、民间文学都特别重要。请你接着谈“民众生活”(Folklife)。

  琼斯:大概是在1961或62、63年之间,唐·约德 (Don Yoder) [3],在《宾夕法尼亚民众生活》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主张在美国不用“民俗”一词,而用“民俗生活”。在最基本的意义上讲,他用这个概念来限定在前工业社会或乡村社会的民间文化(Yoder 1963)。从词源上看,他借用的是欧洲民族学术语,更确切地说,当是北欧斯堪的纳维亚语“folk-liv”的转换──这个术语最早出现在1909年──。但是,这一概念与前面我们提到的雷德菲尔德及其“乡土社会”的观念非常相似,也就是说还是受了欧洲尤其是德国和瑞典的民俗学观念的影响,其定义也就与前工业时代、偏僻乡村、民间文化联系到了一起。那么他借用这个术语的理由又是什么呢?约德认为“民众生活”比“民俗”更为宽泛,因为在他看来,当时美国学界使用的“民俗”往往只是局限于口头传统或文学──叙事和歌谣是最基本的,叙事歌又是其中的重中之重──,也就是说大家重视的是表达的口头形式,民众生活哪里去了呢?

  正如这一术语在欧洲民俗学研究中的使用一样,它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包括了宗教实践和仪式,包括了各种实物的制作,还有民间文学、食物、菜谱、装饰、服饰以及与食物相关的象征等等。大概唐·约德是第一个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专门给学生开设饮食习俗(foodways)课程的人了,此外他还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研究宾夕法尼亚德裔美国人食俗的文章。此后,“民众生活”这一术语逐渐流行起来,因为人们认为它比“民俗”一词所含括的内容更广。但是,在美国这一术语的使用与当初欧洲民族学的基本观念是所有不同的。我们研究的不是族群的民众生活,而是以特定时空观念中的美国传统为导向的。美国民俗学研究也就从口头传统一隅向社会组织、物质民俗、象征、文化等更广阔的领域发展了,通过期刊专号和著作出版产生了许多的学术成果。美国民俗学研究领域关于“folk”的观念──勿庸置疑──早已超越了“原始遗留物”、“前工业社会”、“乡村”等等的限定,比如研究现代社会组织及其传统的著述就不少。当然,我们的学者也会到边远的农村地区或移民聚居区去进行田野调查,我就是其中一员,__ __ __。我讲清楚了吗?

  朝:是的。从民众生活的层面进入,民俗研究能够走向一种整体分析,去追求一种更全面的综合研究。这也是钟敬文教授──中国民俗学创建人之一──在其有生之年一直想实现的学术主张,后来高丙中教授在他的博士论文中也专门探讨了民俗生活的理论研究,他引述了多尔逊和邓迪斯等美国学者的观点和突破性贡献。刚才你讲到约德及其对“民众生活”的理解,对我们了解这段学术史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从基本的术语和概念着手去探寻理论或方法论的演成与发展也不妨为一个思路了,当然这样的收获也是我始料未及的。

  琼斯:是的。我们从“folklore”、“folk”、“a folk”,一直谈到“folklife”……但我个人不用“folk”这个术语,我用“folklore”,就用“folklore”、“f-o-l-k-l-o-r-e”! 在一段特定的时期内,我主要研究的是行为、仪式、民间医学、传统医药等,其间我使用的限定语主要是“传统的”(traditional)或“地方性的”(vernacular),比如地方性的宗教、地方性的医学,或传统医药等。因为在民俗学研究、人类学、社会学以外的任何一个领域,我们都会面临与多种学科交叉的现实,比如医药学、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文学研究等。而在这些领域中,人们往往对民俗学研究还是抱持着一种臆测的态度,认为我们研究的民俗依然是前工业时代的、农村的、古代的传统。这种误解当然与欧洲民俗学的影响不无关联。因此,有时概念或术语的使用多少要有策略上的思考。比如,我们在阐释和分析的表述中使用“地方性宗教”(vernacular religion),强调的是本地的宗教(local religion),不是制度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教堂。所以,我们在术语的使用上要注意区别,要有策略。

  朝:你刚才提到人类学、文学等学科,到让我想起罗丝玛丽·朱穆沃尔特(Rosemary Levy Zumwalt)的《美国民俗学学术》(American Folklore Scholarship: A Dialogue of Dissent, 1988) 一书,她认为从学术史上看,美国的民俗学研究形成了两种阵营,一边是文学的民俗学者,一边是人类学的民俗学者;在方法论和理论视野上也就出现了文学与人类学的分野。比如,北美的民俗学者大都有人类学和语言人类学的背景。你对这样的一种学术史梳理有什么评价吗?

  琼斯:怎么说呢?一言难尽[笑]。

  朝:[笑]是的,说来话长了。如果可能,你就三言两语地予以概括吧。

  琼斯:[大笑]“三言两语”?有这么容易吗?我的天,你这可真是在出难题呀。

  朝:换言之,我想说的是,如果按照文学和人类学来理解从业者的话,美国民俗学作为一个学科来讲,其学-科-边-界在哪里?

  琼斯:在我看来,民俗学研究首先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因此,有来自人类学领域的民俗学者,比如他们从人类学的角度研究口头传承。那么,还有来自文学、古典学、阐释学──我们有阐释学──、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的人在从事民俗研究。但是,目前民俗研究已经成为一门学科,从方法论和理论视野上讲,它的专-业-特-征也在许许多多的研究领域中显示出来。乔治斯和我在《民俗学导论》中就对民俗学作为一门学科进行了阐述,不仅书的标题就叫作“民俗学”(folkloristics),而且“民俗学”一直贯穿该书的始终。也就是说,我们采用“folkloristics”这一术语而没有用其他概念,如前面讲到的“民俗”(folklore )、“民众生活”(folklife)或是“民俗研究”(folklore studies),就是为了彰显“作为一门学科的民俗研究”(the study of folklore as a discipline),因为这一学科有其自身的研究对象和范畴,有其自身的概念和用语,有其自身的学术问题以及学说。当然,这一学科同时也可以借鉴、验证或整合其他学科的方法论和学术思考,像上面提到的那样,相关学科之间也总是在彼此借鉴,互为依存。因此,如果你要让我对朱穆沃尔特的看法作出回应的话,我可以说:“是的,她-是-对-的!”也可以说:“不,她-错-了。”

  ……

  朝:我想,就北美的三个民俗学理论流派〈“口头程式理论”、“表演理论”和“民族志诗学”〉而言,相关的术语系统似乎已成为国际诸多学科如民俗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志音乐学、文化研究等领域的共同基础。我想┄──我是说──某些的概念和术语一旦约定俗成,便隐含着一个系统化的理论框架,会成为各国学者共同遵循的通则,这样的话,也当成为我们寻求中西学术批评对话沟通的契合点┄。就像朱穆沃尔特(Rosemary Levy Zumwalt)所说的文学的民俗学者与人类学的民俗学者之间其实也有一种“对话”,即使是关于“分~歧”(di~ssen~t)的对话,也充溢着学者们的智思与创新,才有可能推动学术的发展。

  【附 录】

  访谈中朝戈金向琼斯教授问及的关键概念还有“社会习俗”(folkways),但当时琼斯教授没有直接回应这个问题。考虑到这一术语关系到访谈的问题意识及其连续性,在翻译过程中我们通过“电子访谈”进行了必要的补充。这里转述几次往来的电子邮件文本,以衔接上述术语问题的讨论。

  (2005年3月6日下午1:57)你好! 迈克:我们正在完成上次访谈的翻译。朝戈金当时问到的几个重要术语有一个被我们一不小心就“俭省”了,就是社会学家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1840─1910)创用的“社会习俗”(folkways) [4]一词,你当时没作进一步的阐释,我在想是不是因为美国民俗学界已经不怎么用这个已经“过时”的术语了,对吧?但是,不论怎样,我还是想知道为什么它从当下的学术话语中“消失”了?换句话说,相对于“民俗”或“民众生活”,你能对这一术语的使用作出简短的说明吗?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有点喜欢这个词,大概是因为其中的构词包含了“-ways”(方式)吧。顺便,我还想多问你一个问题:英文中的“民俗学”(folkloristics)一词是怎么来的?在你和乔治斯教授的专著中,我注意到你们提及布鲁斯·杰克逊(Bruce Jackson)的一篇文章《民俗学》,发表在1985年的《美国民俗学刊》(JAF)第98期上。也许要从词源上进行追踪也是困难的?卡沙沙(诺苏彝语,是谢谢的意思)。曲布嫫 

  (2005年3月7日凌晨2:50)总爱刨根问底的曲布嫫:先说说“社会习俗”一词。1960 年代中后期,我也认为“社会习俗”是一个有意思并有适用性的术语,当时我还在上研究生。是的,它与萨姆纳在1906 年出版的《社会习俗》有关。这个术语在民俗学研究中从来也不是“民俗”的一种替代词,因为在萨姆纳的书面世之前,“民俗”一词已经稳稳当当地使用了60 年。萨姆纳的那本书,有个副标题,叫作“习惯、礼俗、风俗、德范和道德的社会学意义之研究”。1846年,威廉·托马斯(William Thomas)在他关于“民─俗”的例证目录中就列有“方式和风俗”,但是他也纳入了口头知识,而萨姆纳没有。所以说“社会习俗”仅意味着习惯的行为,因此它在范畴上比“民俗”更有局限性。“民俗”从一开始就包含了口承知识与习俗两方面的内容。除此之外,从19世纪早期直到1960年代,欧洲和美国的民俗学者始终专注于叙事和歌谣的研究,很少涉及风俗与实物;如此一来,“民俗”在口头行为的意义上成为民俗研究者的学术重心和关注的焦点问题。这也是唐·约德在1960年代初期从瑞典语迻译并引进“民众生活”这一术语的原因之一;他在寻找一个比“社会习俗”或“民俗”更为宽泛的概念,一个可以同时包容口头传承、风俗和物质民俗的概念。

  在1960 年代 (当时民俗学这一学科刚刚在美国学术界有了真正的发展),尽管许多民俗研究者已经知道萨姆纳1906年的那本书及其基本概念,但我想“社会习俗”从未在民俗学研究中成为一个通行的术语,因为“民俗”的概念已经根深蒂固,正如我前面讲到的那样,在研究范畴上涉及到的对象更为广泛 (从一开始它就包括了口头行为和习惯行为的案例分析),一个半世纪以来,民俗研究者的工作重心一直是收集并分析口头传统而非风俗,加之1950年代以前,“社会习俗”这个术语一直与“农民社会”相联系,直至受到美国民俗学者(以多尔逊为领军人物)的质疑,他们开始对“现代民俗”、“城市民俗”甚至包括高校学生和教师这样的“人群”及其知识进行调查研究,以至在1960 年代早期,约德提出“民众生活”这一术语以含括口头传统和风俗(因此也包括“社会习俗”),尤其要提到的是,同时也将实物的制作和使用(又称之为“物质文化”或“物质行为”)也囊入其中。

  要言之,“社会习俗”的概念在范畴上比“民俗”或“民俗生活”要狭窄许多,加之它直指“农民社会”就更有局限性。也许一些民俗研究者会偶尔地或顺便地使用这一术语,但是在今天的美国民俗学研究领域已不太可能会得到广泛应用。

  至于“民俗学”(folkloristics)这一术语,我想能在某处查到相关的出处。在我记忆中大概是西蒙· 布朗纳(Simon Bronner) 发现它在19 世纪就已经被使用了,我会在在一两天内查出并给你回复。可以肯定的是,1960年代中期以前,这个术语还没有被广泛使用。它在学术研究中的出现与“民俗”一词已经被用于主题研究及学科建制上有关。有几位民俗学者争辩说,“民俗”这一术语会造成某些困扰,尽管其他学者指出“史学”(History)这一学科的专用语就与“历史”(history)的研究主题关系密切,但看上去没有几个历史学家会为因用词问题而困扰。某些民俗学者在提及民俗的研究领域时,仍然在用“民俗”(Folklore)这一词汇。其他学者则用“民俗学”(folkloristics) 或“民俗研究”(folklore studies),或许其范畴较之于“民众生活”(folklife)或“民俗生活研究”(folklife research)而言,还是窄了一些。迈克  

  (2005年3月7日早上7:43) 阿尕,你总是想知道一切!我已给西蒙发函去询问你的问题,他正在查证自己的相关笔记。他还说阿兰·邓迪斯在美国民俗学会2004年的年会上提到这个术语的引用比他自己(指西蒙)知道的还要早。但阿兰当时关于此事的评述我已经记不起来了,或许他所说的就在他1999年主编的《国际民俗学》一书中,但我一下找不到这本书。正如你注意到的那样,布朗纳在《美国民俗研究:一部知识史》一书中的第122页上提及(德国学者) 欧根·卡加洛夫(Eugen Kagarow)写于1929年的一篇文章,认为“民俗学与民俗”(Folkloristik und Volkskunde)表明“不同术语的同时使用针对的是当时横跨整个欧洲的民俗及其研究。”1960年代及其稍后的一段时期内,美国民俗学者已然在使用“民俗学”一词,但我怀疑他们那时是否已经知道卡加洛夫和他的文章。1985年,布鲁斯·杰克逊(Bruce Jackson)在《美国民俗学刊》发表了一篇讨论“民俗学”的短文。我还记得罗杰·威尔兹(Roger Welsch)对这一术语的使用提出了批评。丹·本─阿莫斯(Dan Ben-Amos)也写了一篇文章叫作《论“民俗学”的终结》,我认为他是在与“语言学”(linguistics)一词作比较。从词源上进行追索可能是有趣的一项工作,但在这个问题上,我有一个大大的问号:在学科正在出现发展势头的1960年代或稍后的一段时期之前,美国是否出现过任何关于使用“民俗学”这一术语的讨论?因为那段时间对民俗学被公认为一门学科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由此将民俗学的研究主题从其资料建档和文本分析中区分并使之彰显出来。迈克 

  (2005年3月8日夜12:09) 曲布嫫:有关“民俗学”一词,西蒙 J. 布朗纳(Simon J. Bronner)确实有话要说:“我在我的文件中查找了有关‘folkloristics’的信息。在《美国民俗学研究:一部知识史》(American Folklore Studies: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一书中我有如下考虑:在1970年代关于“科学的”和“学科的”转向的讨论中,这一术语是对话的一部分;但是,显然这一术语并不是那时才创用的。虽然有许多论文包括布鲁斯·杰克逊(Bruce Jackson)的发表在《美国民俗学刊》(JAF)上的那篇文章,将发明归功于邓迪斯。关于来源,我参考了欧根·卡加洛夫(Eugen Kagarow)发表于1929年的《民俗学与民俗》(Folkloristik und Volkskunde)。在这篇文章中,他从术语学的角度考察了9个国家 (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挪威、瑞典、丹麦和希腊)的“民俗”概念及其使用,正如你能想到的那样,他发现千差万别。于是,他转向1884年英国《民俗》杂志上关于民俗的科学研究 (Wissenschaft der Folklore) 这一意义深远的‘论战’,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认为将‘民俗学之于人类学’(Folkloristik als Anthropologie)连接起来而不是利用‘民俗’来作为后者的研究和主题应归功于西德尼·哈特兰(E. Sidney Hartland)。卡加洛夫以此为出发点,提出‘民俗学’(folkloristik) 是一个更为宽广的领域,可以包括和吸收民族心理学(ethnopsychology / volkerpsychologie)、民众生活 (folklife / volkskunde)、语言学(linguistics / sprachwissenschaft)、美学和艺术史(aesthetics and art history /kunsttheorie und Kunstgeschichte)、文学批评(literary criticism /literaturkunde)、社会学(Sociology)和文化史(cultural history)的内容。我没有哈特兰发表在《民俗》杂志上的论文原文,所以不能查证他是否真正地使用了‘民俗学’(folkloristics)这一术语,但是如果去找那篇文章应该会有相关信息。芭芭拉·基尔森布拉特-基姆布拉特(Barbara Kirshenblatt-Gimblett)也宣称研究(犹太)依地语的民俗学者使用了这个术语。但是我认为,那应当是在卡加洛夫之后,可以参见她发表在《美国民俗学刊》(JAF)上的论文及其注释,论文题目是《民俗学:一个特征显著的犹太依地语术语》(Kirshenblatt-Gimblett 1985)。就如我先前提到的那样,邓迪斯在2004年美国民俗学会的年会讲话中偶尔提到了19世纪使用的‘民俗学’一词,而且你(指琼斯教授)可以向他询问引证的出处。卡加洛夫在结束他的那篇文章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图解,用以阐明‘民俗学’(Folkloristik)在上述相关学科的研究中所处的中心地位,并且预言它将成为将来‘科学’的研究主项:‘在我看来,民俗学的立场在以下图示的帮助下得以鲜明的表述……’(Im allgeminen lasst sich die Stellung der Folkloristik, wie mir scheint, mit Hilfe folgenden Schemas anschaulich darstellen, Kagarow 1929:77)。”迈克转发 

  (2005 年3月 8 日早上 1:09)曲布嫫:你提到的西蒙就是宾夕伐尼亚州立大学的西蒙 J. 布朗纳,他们学校在哈里斯堡,不是宾夕伐尼亚大学。你可以直接引述他给我回复的电子函件,比如用脚注说明引自西蒙 J. 布朗纳与迈克尔·欧文·琼斯之间的个人通信即可,注明时间是2005年3月7日。

  以下的参考目录是《美国民俗学刊》(JAF)发表的关于“民俗学”(folkloristics)讨论的几篇文章(Jackson 1985, Kirshenblatt-Gimblett 1985, Ben-Amos 1985, Jackson 1986)……。我今天会去学校,届时我就能找到邓迪斯主编的《国际民俗学》一书,我会帮你查证他是否提到了这一术语的来源。

  最后,关于罗杰·威尔兹(Roger Welsch)的观点,我想在给你上封邮件中我可能没弄清楚。我原来认为他对“民俗学”这一术语的使用持反对意见,但是现在我认为他那篇文章更像是在界定“民俗”或其研究领域。参见他发表在《美国民俗学刊》(JAF)的《一则关于定义的笔记》(Welsch 1968) ,还有理查德·鲍曼对这篇文章作出的回应(Bauman 1969),以及威尔兹给鲍曼的再回应(Welsch 1969)。迈克 

  (2005年3月 8 日早上7:53) 曲布嫫:关于“民俗学的(民俗学)”(folkloristic[s])还有更多的信息:从阿兰·邓迪斯主编的《国际民俗学:民俗奠基人的经典文献》(Dundes 1999)一书中,可以找到他对威廉·汤姆斯(William Thoms 1803‑1885) 的《民-俗》(Folk-lore)作出的相关评述,其中有这样一个注解(在第10页上):

  “这里留有一个难点,即‘民俗’(folklore)一词既被用于参证主题或资料,又被用于这种资料的形式研究。由于这个原因,严肃的学者越来越倾向于保留‘民俗’(folklore)一词并用于资料,同时针对资料的研究而使用‘民俗学’(folkloristics)一词。例如,1889年12月7日,美国民俗者查尔斯·利兰(Charles G. Leland 1824-1903)在致匈牙利民俗学会成立的贺词中说到的‘民俗学’(Die Folkloristik)当作为历史上最富深远意义的发展,参见《致学会贺词辑选》(Aus dem Bergrussungsschrieben an die Gesellschaft)[曲布:u字母上应该有一个元音变音符号,当我的电子邮件程序不让我输入这个符号],文章载于《匈牙利民族学会会刊》(Ethnologische Mittleilungen aus Ungarn) (1890-1892)总第2期第1卷, 第2-3页;同时参见欧根·卡加洛夫(Eugen Kagarow)的《民俗学与民俗》(Folkloristik und Volvskunde),载于1929年的《西里西亚协会民俗通讯》(Mitteilungen der Schlesischen Gesellschaft fur Volkskunde) [注意:这里的fur同样应该有一元音变音符号在u字母上] 第30期,第70-79页。”迈克

  注释:

  [1] 访谈录的文本誊写(interview transcripts)说明:目前国内学界发表了不少访谈类文章,但尚未形成一套适用性较强的文体誊写标准,这里采用的相关符号仅为访谈者尝试性使用的标注办法:

1)楷体字段落表示访谈者(interviewer)的话语;而宋体字段落则受访者(interviewee)的话语;
2) 圆括号“( )”内的字段表示注解;
3) 方括号“[ ]”内的字段表示动作、体态或副语言的表达;
4)斜体字部分表示访谈语言之外的“第二语言”(如方言、民族语、外语等),在这次访谈中为汉语;
5)字与字之间的短横线“-”表示强调的语气,如拖长的音节;
6)省略符号“……”表示叙述中的省略;
7)破折号“──”之间的字段表示讲述人在叙述中的插叙,或对叙述的修正和补充;
8)黑体字部分表示讲述人的强调;
9) “〈 〉”表示叙述中应补足的内容;
10)“~ ~ ~”表示叙述中犹豫、不连贯;
11) “┄”表示突起的停顿;
12)“”表示他人打断或插话,而“”则表示几个人同时打断或插话;
13)“___”表示无法听清或不能辨别的话语。

以上标注方法受“民族志诗学”(Ethnopoetics)关于文本呈现方式(从口头表演到印刷文本)的启发,在操作上部分地参考了美国民俗学田野访谈和口述史访谈的誊写格式,同时在整理过程中我们也分别征求了杨利慧、安德明、刘宗迪、康丽等同人的意见。大家都一致认为访谈录(包括田野访谈和学术访谈)的誊写格式应该作为学科规范加以重视。欢迎大家对以上的试验性操作提出批评和建议,以推进誊写规范的讨论。【说明】这里所说的誊写格式,发布到网上之后都“消失”了,需要了解的读者请对照纸媒原刊──CFN 编辑注

  [2] 多尔逊从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起,就开始提倡从历史的角度研究民俗和民间文学的起源和发展,从边民、移民、地区、族群、大众传播等角度构架了“美国民间文化学说”(theory of American folk culture)。他的历史性贡献在于从民间传统发展美国民俗学,提出美国具有独特的“民间形式”(folk forms),并且体现为特定的地方化的“民间群体”(folk groups),包括“德裔宾夕法尼亚人”、“奥扎克高地”、“西班牙裔的新墨西哥人”、“犹他州的摩门教徒”、“大城市的民间故事和传说”,以及“大学生的民俗”等。按照这种思路,他将学理性的潜在概念带进了民间文化的阐释。正是在多尔逊的引领下,“美国民俗学的发展既吸纳了欧洲诸多重要的学术传统, 超越了‘原始遗留物’学说的囿限;而且‘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使美国文明出现在赤裸的大地上, 并赋予了与众不同的研究机构、文献、行为和民俗传承’,由此美国文化的多样性催生出诸多精神文化的理性感受者和思考家。”(摘自2003年《密西根遗产奖》授奖词)──访谈者注

  [3] 唐·约德(Don Yoder):美国音乐家和民俗学者。1950 年代,在富兰克林和马歇尔学院执教;1960年代,先后在宾夕伐尼亚大学的宗教思想系和民俗与民众生活系任教。约德的学术著述大多与宾夕伐尼亚的德国移民及其生活有关。他的主要研究兴趣之一是福音派新教友联合教堂。约德主要著作包括:《马汉汤沟河的歌:宾夕伐尼亚的荷兰民谣》 (Songs Along the Mahantongo: Pennsylvania Dutch Folk-Songs, 1951,合著),《宾夕伐尼亚的宗教事物》(Pennsylvania Spirituals, 1962),《美国民众生活》(American Folklife, 1976编),《宾夕伐尼亚的德国移民:1709-1786》(Pennsylvania German Immigrants:1709-1786, 1980),《莱茵地区移民:美洲殖民时期的德国移民者名录》 (Rhineland Emigrants: Lists of German Settlers in Colonial America, 1981编),《马汉汤沟河谷的装饰家具》(Decorated Furniture of the Mahantongo Valley, 1987),《发现美国民众生活:族群、宗教与区域文化研究》(Discovering American Folklife: Studies in Ethnic, Religious, and Regional Culture, 1990)。──访谈者注

  [4]也有学者译成“民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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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莫曲布嫫 整理 翻译)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2008-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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