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重点项目 ——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的出版成果发布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作为迄今所知第一部苗族长篇英雄史诗，《亚鲁王》是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发现，其文化和学术价 值绝不能低估。从一定意义上说，它与三大史诗——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蒙古族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形成了有趣的对照，以特异的存 在方式，神秘的传承和流布规律，昭示着民间文化的博大精深。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以后，全国“非遗” 保护工作迎来了难得的新机遇。不久前，全国规模最大的非遗大型展览展示活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成果大展在北京举办，其中展出了不少与少数民 族口头传统有关的展品，比如与《格萨尔》关系紧密的唐卡，与维吾尔古典诗词、民谣有关的十二木卡姆乐器，反映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的民族织锦技艺。各民族丰 富的传统文化深深地植根于生产生活中。

　　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民俗学 会会长朝戈金，长期从事史诗和口头传统的研究，在《亚鲁王》的出版成果发布会上，他详细介绍了这一史诗的独特性和重要性。日前，就我国少数民族史诗和口头 传统的研究情况、保护和传承情况，以及人类口头遗产所面临的困境及现代化的保护传承之路等问题，朝戈金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朝戈金

　　记者：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发展，许多国家都加强了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不久前在北京举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成果大展中， 180多项在非遗生产性保护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的传统技艺、美术、医药类项目同台展示，观众反响积极，很多观众手捧相机争相留影，场面非常热烈。我们知道， 史诗与口头传统也是非常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有可能纳入生产性保护工作环节中?如果不能，如何采取有效措施保护这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

　　朝戈金：很高兴你们注意到前几天的这个以“生产性保护”为主题的大展，一些代表性艺人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展示吸引了很多观众。这些展演生动直观地显示了民间工艺的繁复和难度，传递了民间审美情趣中令人仰视的高妙境界，还有其间蕴涵的文化因子。

　　你提出口头传统是否可以纳入生产性保护，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事实上，世界各地的口头传统，在总量上十分惊人，重要性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特别是 在那些“无文字”社会中，口头传统在众多人们共同体的文明进程和社会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更加核心和关键。信息的传递、文明的赓续，都仰仗知识的口耳相 传。也是因为这一点，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五大类分类中，口头传统排在第一位。随着文字的发明和使用，特别是技术手段的进化和社会 组织运作方式的巨变，人类的交往和交流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信息的口头交际方式，特别是口头艺术诸门类，比如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叙事诗等等的延续和 发展，就受到很大的影响。生产性保护，是非遗保护工作中的一个环节。那么，口头传统能否纳入这样的保护工作框架中呢?这并不取决于口头传统本身具有什么样 的特质，而取决于该项遗产的大众消费状况和前景。如果人们愿意掏腰包去剧场观看史诗演述，那么，我认为史诗也可以变成生产性保护的艺术品。遗憾的是，史诗 这种文类，主要产生于人类文明的相对早期阶段，它所处理的题材、主题和人物，它所传递的英雄主义精神和理想情操，它所运用的语言和采用的艺术呈现方式，都 是面对特定历史阶段的人们的。虽然说，那些伟大的史诗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但就总体而言，无论在哪个国度，今天已经很难通过市场手段来挽救濒危的史诗 演述传统了。

　　但这并不等于说，史诗已经没有多少价值，是可以轻易丢弃掉的累赘。比如欧洲史诗，就已经家喻户晓，成为众多艺术体裁和形式的素材和主题。譬如希 腊史诗出现未久，史诗故事的片段就以极为精美的形式大量出现在希腊彩陶绘制艺术上。再到后来，在整个欧洲的艺术史上，希腊神话和史诗无数次地成为造型艺术 作品的核心内容。它们不仅是艺术审美体验的永恒对象，而且是创新艺术的灵感源泉。我去年与德国学者赖歇尔对谈古典学在我们各自国度的现状时，他特别提到， 在年初出笼的德国最受读者欢迎的书目中，就有德译“荷马史诗”。

　　至于说，对这类大型民间诗体叙事文类，究竟应当如何“保护”，我觉得要具体区分不同情况，分别设计不同保护策略。譬如说，在青海的果洛州，特别 是在像德尔文部落这样的地方，史诗保护需要采取整体保护的策略，因为这里是著名的“格萨尔”史诗村，史诗传承和演述活动相当活跃。那么，尽量减少生硬的介 入和指导，而是柔性顺势鼓励格萨尔演述活动的振兴和发展，是我们应当首先采取的策略。当然，切近地、科学地观察和记录史诗演述活动，也是当前学界应当抓紧 做的重要工作。

　　记者：我们可以看出，对苗族史诗《亚鲁王》的发掘和出版，学界认为是一项非常重大的成果，它的价值可与三大史诗比肩，能否介绍一下它的重要意义所在?

　　朝戈金：《亚鲁王》的面世，具有多重意义。首先，它说明我们的非遗工作有多么大的难度啊。数度推行的对民间文化“清理家底儿”的运动中，它都没 有进入有关人员的视野，这说明了非遗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为什么会如此?我认为至少有这么几个原因，一个是《亚鲁王》类似有些民族中的“指路经”，功能 是引导亡灵回到先祖故地。于是，它与丧葬仪式紧密相连，具有某种宗教信仰色彩，难免被看做是“迷信活动”，怕难以容于主流意识形态，传承人和当地民众不愿 意外界知晓，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这么大的一个叙事传统竟然长期不为外界所知。

　　另外，亚鲁王的故事因为与创世纪、与咒语等结为一体，较为难于界定《亚鲁王》究竟属于什么文类。还有，《亚鲁王》从演述语词的层面看，固然具有 史诗所具有的基本形态和功能，但其内涵和功能，也具有其他民间叙事文类的特点，例如神话、传说和故事等，所以我认为它属于“超级故事”，带有混溶性，难以 遽断其学术归属。《亚鲁王》的意义也主要在这里，它提示我们，搜集工作是没有止境的，不能因为进行过“普查”就觉得摸清了家底儿。民间的文化蕴藏总是会令 人吃惊。

　　再者，不能简单化地对待民间文化事象，它们是民众创造和传承的，它们来自生活，顺应需要，不会严丝合缝地符合教科书的条条框框，这也就为界定、 阐释和研究它，带来挑战。学界应当充分尊重民众文化的特性和规则，而不是方枘圆凿，削足适履，让教科书规范民俗事象;还有，从《亚鲁王》中充盈着的英雄主 义气概和苗族先祖的迁徙征战历程中，我们能够发现在今天仍然具有很高社会伦理和审美价值的因子，它们对今天的社会文化建设，已然具有难以估量的作用和意 义。所以，《亚鲁王》的出版首先要归功于那些在民间长期传唱的众多史诗演述人“东郎”，特别是麻山地区的苗族民众。没有他们对本民族传统的坚守，我们今天 就没有机会目睹这宗叙事遗产，并用文字誊写出来，刊布于世人面前。

　　记者：相比“三大史诗”，《亚鲁王》有什么样的特点?

　　朝戈金：《亚鲁王》是在葬礼上口头演述的，意在通过引述他们的英雄祖先亚鲁王的坎坷经历和历史足迹，指引亡灵一步步回到先祖的故地。史诗演述是 整个仪式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知道，葬礼中还往往有“砍马”等活动，隐喻当年亚鲁王率众征战和迁徙的艰难和步步血泪。这就是说，史诗演述既是仪式化 的，又是嵌入仪式的——是整个仪式活动规范着史诗演述活动。还有，因为《亚鲁王》具有类似“指路经”的社会功能，这也就同时决定了它的主要功用主要不是为 了娱乐民众，而是唱给亡者听的，因而，它堪称苗民生死转换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关捩点”。进一步说，《亚鲁王》绝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艺术消费品，而是与这些 民众的宇宙观、生活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可或缺的人生重要内容。这是《亚鲁王》的一个特点。

　　史诗的习得有禁忌——只有每年的正月和七月才能学习唱诵，其他时间不能习诵。史诗从学习到在仪式上正式演述，都不借助于文字，而是全凭口耳相延。可以说《亚鲁王》是典型的口头史诗，它的传承和演述过程，一定需要大量使用程式化手段。这是它的第二个特点。

　　从全诗的结构上看，史诗的结构和故事线索像一棵大树，根须茁壮，枝叶繁茂。史诗的开头部分，是创世和族源叙事，这部分构成了树根和树干。这也是 不同异文的《亚鲁王》所共享的，其同一性程度很高。再往后，不同的姓氏和家支有彼此不同的迁徙路径和历史轨辙，那么在枝叶上就自然形成了彼此的差异，构成 演述文本的异文众多的现象。以树形构造来隐喻苗族民众的同根和分叉，同时勾勒不同支系之间的历史关联，这是该诗的第三个特点。

　　从内容上看，《亚鲁王》具有创世史诗、迁徙史诗和英雄史诗的三方面内容，“创世纪”部分用大量篇幅讲述宇宙起源、日月星辰形成等内容，后面又生 动叙述亚鲁王如何为避免兄弟征战而率众远走他乡的艰辛历程。如果说中国史诗在北方游牧带分布的主要是英雄史诗，在南方高原农业和山地农业地区主要分布着创 世史诗和迁徙史诗的话，像《亚鲁王》这样将三个主要类型的内容熔铸于一个叙事传统之中的例子，还不多见。也是由于这种混溶的内容，令这个叙事传统同时具有 神话、传说、故事等特征。所以，如果我们称《亚鲁王》是“超级故事”，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这是该诗的第四个特点。

　　与其他流传更广的史诗传统相比较，《亚鲁王》的传播地域相对集中和狭小，边界比较清晰。我们可以说，亚鲁王是属于那种带有明显“地方性”的传 统，那么，相较于我们今天所知大多数史诗都是“民族的”史诗而言，《亚鲁王》则更具有“稀有样板”的意义。得益于地理环境的特殊性，麻山的苗族民众较好地 保存了该史诗地域的和亚族群的属性，这是该诗的第五个特点。

　　就语言而言，《亚鲁王》的叙事语言古奥难解，一些语词的含义，就连演述者自己也不清楚。这为我们更好地解读和理解它，设置了障碍，不过也为研究其起源和历史发展，研究古老的语言现象，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语言学资料。这是它的第六个特点。

　　通过这几个特点，我想大家就可看出它的重要意义所在。

　　记者：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在史诗与口头传统的研究方面很有成果，这几年召开了多次国际性的会议，也在国际学界多次介绍中国史诗的资料学成果和理论思考成果。提到史诗，大部分人印象中就是三大史诗，能否介绍一下中国史诗研究整体情况?

　　朝戈金：中国的史诗学建设这些年来逐步引起国际学界的注意，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中国的史诗蕴藏极为丰富，世所罕见。东北的满-通古斯 语族所代表的渔猎文化圈中，有数量可观的英雄史诗。从贝加尔湖到天山两麓，是北方游牧带，这里生活着的蒙古语族和突厥语族人们，世世代代创作了数量庞大的 英雄史诗。青藏高原的史诗，主要流布在藏区的牧区，这里的英雄史诗传统，在篇幅上、传承方式的复杂性上、与民众精神生活的联系上，都令人称奇。从川、滇高 原延伸到云贵高原，在广袤的高原农业地区，我们见到诸多西南少数民族所创作和传承的大量创世史诗和迁徙史诗。这样一来，在中国境内，史诗传统涵盖了阿尔泰 语系、汉藏语系、南岛语系等分属几个语系的上百种语言的史诗叙事传统。类型多样、语言多样、属性多样，是中国史诗的整体面貌。这令西方学者相当羡慕。我本 人就不止一次听到出自西方著名学者之口的感慨之言。

　　其次，在这么丰厚的材料基础上，我们试图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国际史诗理论，进而建构史诗学的中国学派。这种努力，已经得到国际学界的一些肯定。例 如，我们通过大量活生生的材料，对如何理解史诗的亚类、如何界定史诗、如何阐释史诗社会功能、如何理解史诗文本的多样化属性方面，都有不同于西方史诗学界 一般见地的观点和某些新的维度。在史诗田野作业方面，在史诗文本制作方面，有些新观点已经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可。此外，中国史诗学学者队伍在如何介入史诗的 抢救、保护、立档、传承、研究、振兴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非遗工作流程中，发挥了直接的、正面的、积极的作用。也就是说，中国的史诗学者，是努力将专 业知识和技能服务于老百姓口头传统的保护工作的。

　　记者：为什么口头传统研究近年来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中西方在口头传统研究方面，有什么不同特点?

　　朝戈金：简单说，人类文明进步的过程，是许多要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其中，信息传递技术的发展进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今天国际社会和学界越来 越意识到，人类知识的传承，主要通过口头和书面两种方式进行。在过去的很多个世纪里，知识界偏重文字作用而轻视口传，现在发现这太片面，需要大力纠正，于 是特别强调要保护抢救、保护和研究人类的“口头传统”。

　　至于中外在口头传统研究方面的不同，是个很大的话题。如果从研究对象和范围上说，中国的口头传统研究，目标直指民间口头艺术诸门类，如故事讲 述、史诗演述等。美国的当代国情和社会发展，已经让他们的研究，从传统口头艺术诸门类转向其他领域，例如：拒绝诗歌刊印而坚守口头吟诵的当代“色拉姆” (slam poetry)诗歌运动，黑人聚居区的“民间布道”现象，“布鲁斯”现场创编音乐流派，都是他们的研究热点。也就是说，口头传统的研究，大多转向了都市的 口头创编活动上来。其次，中国的研究，在材料梳理和刊印方面，成果突出，而在理论建设方面，稍嫌薄弱。反观美国，理论流派迭出，近年来，以“讲述民族志” 为标志的三大理论——“口头程式理论”、“民族志诗学”和“演述理论“相继面世，影响相当深广。中国的口头传统研究，也从美国同行的理论中获益良多。

　　记者：在当下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中，史诗研究的意义是什么?

　　朝戈金：大略说来，今天的史诗研究有这么几重意义：一则，史诗研究是人文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部门，在西方的学术传统中，对史诗的讨论从古希腊的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就开始了。在东方，印度古典诗学成果中，很早就有对“大诗”——也就是史诗的讨论，因为他们很早就产生了卷帙浩繁的伟大史诗，像 《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等。中国的史诗学研究，历史虽然短，但发展势头较好，呈现出勃勃生机。史诗是人类精神和艺术创造中最为重要的形式之一，无怪 乎在许多国家里，史诗研究都在人文学术研究格局中占据重要位置。再则，史诗研究对理解特定文化的作用巨大。在许多族群中，史诗是知识的集大成者，是特定民 族精神文化的百科全书，它的文化史意义极为突出。三则，史诗的社会意义巨大。在许多国度中，史诗是民族认同的重要资源，是高扬民族主义、抵御外侮的利器。 今天的芬兰人普遍认为，他们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人物中就有史诗《卡勒瓦拉》的创编者伦洛特，是他和西贝柳斯“歌唱者让芬兰国旗出现在世界地图上”。当然，因 为史诗的社会功能极为多样，研究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记者：互联网时代，史诗和口头传统的保护面临什么样的机会和挑战?史诗和口头传统未来的研究和发展方向会是什么样的?

　　朝戈金：当今世界，信息交流技术获得了飞速发展，形成了新的模式，这确实在一定意义上深刻影响到了传统文化的存续和发展。不过，我倒是觉得互联 网和电子技术为口头传统的传播和存储，也提供了新的契机。不能一味认定新技术就是旧传统的掘墓人。例如，只有在新的音视频技术条件下，我们才能够可以不必 亲临现场，而较为全面地反复地观摩一则现场的演述活动。在传统意义上的“现场”，则反而没有这样的便利。还有，也是通过音视频技术，我们才能较为整体性 地、多视角地把握景颇族“目脑纵歌”这样大型的史诗表演，才能较为清晰地观察到大型集体舞蹈的移动轨迹是如何反射着景颇民众的宇宙观和其他重要观念的。另 外，电子技术为口头传统的记录、存储、管理和传播提供了难以想象的便利，为研究提供了绝佳的资料处理手段。

　　我甚至梦想，或许有那么一天，我们的青年学者们，在历史文化课的课堂上，或是旅途中，利用便捷的移动终端，在线观看“荷马史诗”的“语义网”式 呈现，或是“亚鲁王”的片段，以对人类文明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条件下，如何建构内部认同、如何教育后代、如何传递伦理规范、如何传授地方性知识、如何锤 炼语言艺术表达技巧等，有直观、切近的了解。

　　人类社会从无文字社会整体上进入文字社会，信息交流技术的规则就有了很大变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口头传统会死亡。语言能力作为人类最为奇妙的能 力，经过长久的进化，今天仍然是多数人所最为依赖的手段。在学术界，对于口头传统的研究，虽开始未久，但已显示出宽广的前景，有学者在热烈探讨互联网与口 语交流在规则和深层理念上的契合问题，在探讨如何从口头传统的古老常新的技术中，推测人类未来信息交流的新方向和新规则。这不能不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