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杨义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4月19日与河南大学联合主办的“改革开放三十年与中国文学研究”研讨会，在河南开封召开，这是一级学科最早召开的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大型会议，在文学研究界引起较大反响。请您谈一下这次会议的主旨是什么？

　　杨义：“改革开放三十年与中国文学研究”，是今年很重大的一个题目。有一位英国学者说，21世纪始于中国的1978年，中国的转变已使世界的重心东移。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新纪元，作为与民族共同经历风雨阳光的文化和文学研究，当然也不例外。最近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中国学术在中国整个学术史和思想文化史上的意义、价值在什么地方，我觉得我们远远没有认识清楚这个问题。人们总觉得对前一代学术、前一辈学者如何高山仰止，把脖子仰酸也不过分。我们当然应该尊重前辈，甚至包括那些有仰脖子功夫的人，但是，更应用功的是我们“脚下”，千里之行始于脚下的那个“脚下”。改革开放三十年所开拓的学术境界、学术深度和学术广度，已经在中国学术史和思想史上占了一个重要的位置，这点我们必须认识清楚。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中国这三十年来的学术包括中国文学研究学术，来势迅猛又非常有底气，充满着高度的创新精神而成果丰硕，说它开创了中国思想学术史上一个新的纪元、一个新的时代，也不为过。

　　记者：这确实是值得深思的历史命题，您觉得取得突出成就的历史契机是什么？

　　杨义：能做到这一点，也是时代所赐予这一代学人的。我觉得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全面复兴和崛起，为学术注入了丰厚的底气，增强和提高了一代学人的文化自信心。因为经过三十年高速持续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四经济体，实际上可能是第三经济体。受经济社会全面复兴的激励，我们的学术正在追求一种大国的风范。我们由此增加的自信心不是关起门来称老大的自信心，而是经过了三十年解放思想、打开视野，在吸纳世界上丰富的思想文化思潮的基础上强化主体创造意识的自信心。我们一直在思考，在全球化条件下，中国学术和中国文化应该怎么做。广泛的思想知识和思潮的引入，尤其是新的科技手段、数字技术的介入，都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面貌。三十年来出现许多大书，如《续修四库全书》《全宋诗》，以及我们文学所很快就要出版的《全元诗》。原来觉得元代诗人不及唐宋，也不及明清，经过学者的清理发现，元代有4000多个诗人，大约12万首诗，是诗风很盛的时代，这与印刷术利于保存文献有关系。但是这种一代文献总集，都是在很短时间内，由人数不多且利用高科技手段搜集整体出来的，整个学术的底气都是在高科技基础、全球化格局上运行。

　　第二，这三十年的思想路线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为这代学术崇尚原创的追求，提供了很大的精神空间。我们已经不满足于非原创的描红时代。记得我们文学所和民族文学所联合开一次民间文学的讨论会，请钟敬文先生做报告。钟先生很感慨，认为自己一直在描红，先描西方的红，后描苏联的红，描来描去描成了“右派”，而改革开放后才知道应该创立自己的学派，应该有自己的原创性，但是年纪已经大了。老先生的感慨加深了我们对学术的认识，前辈学者的素质、修养、学术根底非常深厚，成就丰硕，但是在40年代动荡，50、60年代思想空间相对狭窄的时代，我们对他们表示尊敬的同时又难免有“天下文章未尽才”的惋惜。例如何其芳先生是很有创新勇气和能力的文学所老所长，他重新解释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典型性、人民性等政治意味较浓的概念，用以抵制文学领域的“左”倾思潮，但广为弥漫的“左”倾思潮总是不依不饶地纠缠着他，使其难以顺畅地进入更加深广的学理原创的自由空间。而这三十年间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学术研究空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拓展，文学与文化、文学与民族、文学与地理、文学与家族、文学在整个民族共同体生命过程中的价值、文化哲学、文学地图、文化诗学、生态诗学等论题，都得到多维的，有时是很有原创性、很深刻的展开。在全球化环境中跟世界对话的深度、广度和创新程度，都发生了很大的本质性的变化。看不到这一点，就不能真正理解这一代学术的真实品格。

　　记者：您讲的是“时势造英雄”的大环境，那么在这个大环境中的优秀学者，又有哪些特质值得重视呢？

　　杨义：这就是我要接着讲的第三点了。这代学者经过“文革”和改革开放正反两方面的对比，在民族生存、民族记忆和民族学术反思的切肤之痛中，就有可能深入到整个文化的本原和生命的本原。所以，文学学术的创新意识空前强化，文史贯通、古今融通的大文学观的出现，以及学科体系、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上的全面创新，都给这代学术提供了一个非常开阔的视境。这代学者经过“文革”和改革开放这两级大断层，对什么是学术、什么是文学有点大彻大悟，有一种思想者的原欲或免疫功能，不太容易进入别人设好的僵硬不合情理的套子里边。所以我觉得，大国风范、原创意识和这代学者的思想家气质所赋予的这代学术的特征、成就，令我们觉得对其价值的理解远远不够，所以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时候需要好好清理这个问题。文学所在2003年建所五十周年的时候，主编了一套书《文学所五十周年学术文选（1953 2003年）》。原来我们希望老先生应该选年份比较早的最能代表自己学术水平的优秀文章，这样各个年份的选目就比较平衡。但是最后选的结果是前25年（1953 1978年）占1卷，后25年（1978 2003年）占4卷。我曾希望曹道衡先生的文章选在他的学生刘跃进的文章的前面，但最后却相反，曹先生认为自己最好的文章是1996年的，而刘跃进选的文章是1993年的，这样排起来老学者反而在年轻学者的后面。这是因为，他们认为50年代带有政治化的批判性口气的文章不能代表自己学术的真本事，而改革开放三十年，尤其是经过拨乱反正调整好了学术立场和视角后产生的学术成果是他们最为称心的精神创造。这说明“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这三十年的思想学术已经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所以，应该借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纪念，反思改革的精神成果，全面清理和总结这一代的学术。只有建立在对这一代学术充分认识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充满自信地、充满共识地开创现代大国的文学学术的风度。

　　记者：杨先生，您一再强调现代大国的学术文化风度，而且强调共识，这是问题的关键吗？

　　杨义：确实是关键问题。自己国家的原创性学术见解和学术成果，都不能以坦坦荡荡的胸怀加以承认，加以肯定，那还有什么大国学术风度可言？漠视自身的学术原创，而对外来一些并不成熟、并无根基的标新立异的说法追逐唯恐不及，这如果不是学风浮躁，就是“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成见未改，甚至是文化奴性的体现。这就使得更有必要以站着而不是跪着的姿态，以郑重的而不是空浮的态度，认认真真地检讨一下，这三十年哪些学术开创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哪些学术成果对整个民族的文化振兴有益？哪些学术见解既有思想的萌芽又有迷误？哪些学术智慧是有根底的同时又能产生长远影响的？哪些学术炒作是有泡沫？总结是一种导向，总结得好，就会把学风导向坚实，把学术前景导向光明。尤其是在中国搞学术，在处理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新发展成果与西方现代文艺思潮，以及我们身处其中的本土文化资源的关系中，怎样产生一种新的活力机制，怎样走出一条独特的中国现代文学学术的发展道路，它的经验、教训在哪里，它应该采取怎样的战略，它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学术格局，怎样避免僵化和过度“西化”，怎样才能出现博大精深和蓬勃生机，这些问题都应该在对三十年研讨中投入智慧，加以思考和总结。总结的结果，还要辨析这三十年来有哪些学术是根底深厚又充满解释力的，有没有这样的学派和创新话语，它在理论层面和研究方法上取得怎样进展，它在交叉学科领域进行了哪些有成效的探索，从而推动新的学科分支的产生。这样的总结，实际上成了今后学术开拓的铺设台阶的建设工程。总结的落脚点是开拓。

　　改革开放三十年学术通过反思和总结，形成认识自己、尊重创造的良好机制和社会氛围，乃是当务之急。在学术上，我们也应该把一般性的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对外来思潮应加以分解消化，选择借鉴，而不能代替自主创造，更不能用它来贬抑自主创造。既然文化自信心已使国学升温，那就要潜下心来融通经史诸子，出入“四库之学”和“四野之学”，考究民族与地理，考古与民俗，把国学做深做厚做大，力戒那种纷纷扬扬的公关、抢滩的评价体系，以及热衷炒作的势利行为。“国学热”不应该是虚热，而应该拿出硬功夫、真货色、大智慧、新境界来。既然讲“国学”，就要对得起此“学”之国，上无愧于五千年的文明积累，下无愧于现代中国的全面振兴。

　　记者：您的理想主义、乐观主义情怀，令人感佩，您对中国文学研究有什么期待？

　　杨义：我想起了一个问题，就是思想创新的困惑和焦虑问题。在北京召开的一个书籍发布会和研讨会上，比较文学界的一位前辈讲了撒切尔夫人的一段话。撒切尔夫人曾经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了但成不了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为世界贡献自己的思想。经过查找发现，中国日报网2006年6月27日登载了类似的一篇文章———“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中国成不了超级大国”。据说这位“铁娘子”认为：“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进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传染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那么这段材料到底出现在哪里，经过反复查询，才发现这段话出现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网站上的“领袖时空”栏目里边。当然这段话的意思和中国网站所引用的很不一样，撒切尔夫人认为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中国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会成为地区性的强大力量但成不了超级大国，中国是不可孤立但可以遏制。为什么我们学者从这段话里解读出中国没有给世界出口思想的意思？这表明我们对思想创造有强烈的追求，也有强烈的忧虑。就是说，作为这么一个现代大国，应该给人类的思想文化贡献自己原创的学说和原创的话语。这一百年的学术我们做了很多有价值的探索，但是用我们民族超越困境、走向全面振兴的标准来衡量，属于中国人的百年精神创造的有世界影响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派，还有待开拓、扶植、推广和弘扬。中国不仅要成为经济上的巨人，而且要成为思想的巨人。它要开拓出跟自己的大国身份、跟自己的五千年文明相称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新纪元。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契机，就是通过对改革开放三十年学术的总结，加强文化创造的自觉，使我们的文化知道应该做什么，应该对世界负什么责任，对中国负什么责任，然后创造一种举世瞩目的现代大国学术。若干年再来回顾的时候，大家会觉得经过更充分发展了的这代学术，确实气象万千、成就辉煌，它在许多领域的创新、开拓和建树，成为民族引以为荣的记忆，成为现代人类乐与共享的回忆。这就是我们的期待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