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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怎么“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08-01-23  作者:新京报记者 张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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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义先生在现代小说、古代小说、李杜、楚辞等领域均具有相当的学术贡献。
新京报记者 李志岩 摄
   ▲杨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在海内外出版著作30余种。《中国现代小说史》(三卷,150万字)为“十年磨一剑”的力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图志》创造了“以图出史、图文互动”的文学史写作模式。1990年以后,杨义进入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开始贯通古今的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中国叙事学》、《楚辞诗学》、《李杜诗学》、《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宋、辽、西夏、金、回鹘、吐蕃、大理国、元代卷》等。
 

 

三本新书

“三胞胎”有了打通古今的大模样
 


  谢谢大家来听我的讲座,最近上海三联书店同时推出我的三部学术文化著作:《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中国古典小说十二讲》。他们是我的学术“三胞胎”。

  这是三本写作很早,但二十年来一直有人在寻找和阅读的书。《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一书写得最早,它是从文化的角度,把我用力最深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翻过一面来看,是与《中国现代小说史》相辅相成的一部“别史”。“别史”特别的地方,在于综合和深化,别开生面,既可以看到他们的时代共性,又可以看到他们互有区别的个性。

  翻过一面来看是一种创新的思维,把握重点仔细深入地看,也是一种创新的思维。关键在于选准重点,选准那些最有学术生长可能和最有文化内涵的重点。《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题目的确定,就是采取把握重点仔细深入地看的创新思维,就是问题意识和问题到位意识的体现。1987年冬,我已写完《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正好有一家出版社向我约稿,我思考了刚刚研究完的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觉得当时学术界还很少有人专门研究京派作家群和上海新感觉派,而这两个流派的研究将会改变我们对30年代文学总体格局的理解。因此我花了三个月写成这部《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对这两个地域性文学流派的文化起因、文化类型、文学主题、审美风格、它们与中外文学的关系、它们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命运,进行了往返比较,随意面谈,注重趣味的解读。

  除了前面两种创新思维之外,第三种创新思维是跳跃着看。跳跃思维是对文学整体观的有效的实施。《中国古典小说十二讲》打通了我国二千年的古典文学中小说的文言系统和白话系统,实际上是以问题和名著为中心的简明的小说通史。我从现代文学研究向古典文学研究跳跃,跳跃思维的内在逻辑选择中,确定两个领导现代小说和古典小说之间有内在关联的较接近的山头,避免了距离过大而跌倒,采取的是“小风险的精神冒险”策略。有了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这双重知识领域,学问就在古今贯通中开始出现大模样了。

文学地图

“重绘文学地图是“打眼”“连片”的过程样
 


  我自从2001年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命题,持续不断地付出七年多的努力,“文学地图”这个概念已广为知识界使用。那么落实“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抱负和设想,是否只须依靠前面这种“三胞胎”图书的“翻转中求新”、“重点中求深”、“跳跃中求大”之类的创新性思维就可以奏效呢?问题绝不会如此轻松。更根本的是长期坚持不懈地,大量地搜集、阅读、整理、消化浩瀚的文学和文化的历史文献,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最好能够对其原始资料竭泽而渔。这样你的翻转,你的选择,你的跳跃打通,才能有一个结实的根基。这就是说,我们还要加上一条原则中的原则:“苦学中求实”。

 

  当然,在确定“苦学中求实”的原则作为根本的基础上,上述求新、求深、求大的创新原则的功能也是不容小觑的。我写出《中国叙事学》对古今小说系统,或者还包括一些历史和戏剧系统的作品,进行一番学理总结之后,又转移或跳跃到诗学系统,陆续选择出秦和盛唐的两个文学重点,写出《楚辞诗学》和《李杜诗学》。在这些研究中,“四求原则“是互济互补,相与为用的。通过《楚辞》研究牵动对先秦文献的广泛考察和对楚国考古成果的深刻体验,通过对李杜诗的研究,系统地阅读和梳理汉魏六朝的文学文化文献,这就有如围棋布局做眼一样,在上古和中古的文学文化研究中布下两个极有文化意义和生命活力的“眼”。上古、中古这两个文学研究的“眼”与明清小说这个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布下的近古的“眼”互相呼应,时间上牵涉上、中、近三古,文体上兼及诗歌、辞赋和小说,从丰富的维度上联系着中国文化精神和文化哲学。

  同时,《中国现代小说史》有一个明显地有别于一般的现代文学史的特点,就在于它仔细地勾勒文学发展的时间维度的基础上,尤为强调文学存在的空间维度。比如东北流亡者作家群,四川乡土作家群,京派与海派,大陆与台湾,甚至连左翼文学内部的上海、南京、北平作家的同异;抗日战争时期,还关注到文化中的散落,关注到国统区、解放区、战区、东北沦陷区、华北沦陷区、上海孤岛、华南作家群。这些都运用了地域文化的角度,或者已暗含着新文学地理学的雏形。当我出任文学研究所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所长的时候,自然也就深入考察文学的民族学的问题。为了把这些多学科、多领域、多维度、多层面的研究融会贯通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命题的提出,也就水到渠成了。

学术方法

文学田野调查及“五学”体制并举
 


  近几个月以来,我思考了一种做学问的“五学”体制。章太炎1924年在《华国月刊》上发表一篇《救学弊论》,批评当时学校“务于耳学”,注重听课堂讲授的学问,认为要阅读经史典籍,提倡“眼学”。其实,做学问的途径除了眼学、耳学之外,还有手学(动手搜集整理材料之学)、脚学(动脚调查研究之学)、心学(动心用脑体悟思辨之学)。这就是眼、耳、手、脚、心“五学体制”,这五种做学问的途径相互为用,既可以充分地调动人的身体的智的多种潜能,又可以广泛地接纳来自各种维度的多种形态的知识,进行比较、对质、筛选、印证、融合,因而使学问处在立体空间而做大,处在对质状态而做深,处在运动过程而做新。五学并举,乃是做学问的全身心投入,对学问则力求多维度的打通。

  我是动脚比较勤的,我讲一个事情,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说法,叫做“环肥燕瘦”,杨玉环是胖美人,赵飞燕是瘦女人,可以在盘子上跳舞的。那么为什么汉朝喜欢瘦女人,唐朝喜欢胖女人呢?我经过走路和文献的结合,我跟你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后汉书》里有这样一句话,叫做“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就是楚王喜欢腰细的美人,宫里的人都节食,所以饿死很多。但是我们读先秦的文献,楚王好的不光是后宫的细腰,《墨子》里面讲,楚王好士细腰,所以楚国的臣子都节食,每天都吃一顿饭,要手撑着地才能站得起来,要扶着墙才能走路。我到徐州去看西汉时期的楚墓,也有兵马俑,但是每一个才六、七寸高,所有的士兵,包括骑兵都是细腰的。所以我就怀疑,屈原用芳草美人之意把自己比成美人,把楚怀王比作男子,两个人之间的感情纠葛,来比喻君臣关系,就是因为臣子是女人化了。而且我也怀疑,屈原也是细腰。他戴着一个高帽子,而且佩着一把长剑,这个长剑还在腰间晃荡晃荡的,这不是细腰吗?如果是粗腰,剑能晃得动吗?这样的材料可多了。所以,汉朝是楚风北上,因为刘邦和项羽都是楚国人,他们把楚国的这种风气带到宫廷了,刘邦唱的《大风歌》就是楚歌,所以好细腰,好赵飞燕这样的瘦美人,是楚国人北上带来的风气。

  还有一个例子,为什么唐朝的《莺莺传》后来变成了《西厢记》?《莺莺传》本来是始乱终弃,张生和莺莺的爱情,到宋元也很同情莺莺。但是,在宋朝的礼学这个环境中,她不可能有好命运,因为我们汉族礼记里讲六礼,结婚要有六道手续,你一道手续都没有就一起过性生活了,怎么行呢?它没有合理性。但是这个东西发生变化在哪儿呢?发在金。有情人终成眷属,后来还出现了红娘,还出现了一个和尚,都是草根和尚,而且有情人终成眷属,为什么?就是因为金朝的契丹族的民间风俗、伦理观点影响了这个写作。

  根据大金国志和辽史拾遗,金朝有两个风俗,一是穷人家的女子,到要结婚的年龄,就到街头唱歌推销自己,男方把她领回家之后,觉得合适了才下聘。还有正月十五上元节,国家放一天的假,纵偷,这一天你去偷人家的金银财宝,偷人家的妻妾,政府不过问,甚至偷得越多越有本事,这就是抢婚制度的产物。在这种风俗下,你这个始乱就不成为问题,它给你提供的伦理的合理空间使你可以,没问题,你去结婚吧。所以,金朝出现的《西厢记》,后来还有蒙古文进来了,还有王实甫的《西厢记》,这个东西好像还是很光荣的事情,大家都好像觉得才子佳人千古一遇的事情,但是在北宋、南宋这个体制里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少数民族改变了文学的轨迹。

文学图志

图志为我们提供了原始的文学现场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和“五学”并举的治学体制的采取,尤其是长期坚持文学田野调查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开创文学图志学。文学图志学是我1992年写《20世纪中国文学图志》开始采用的,想不到这一启动,就启动了一个潮流,一个以图讲史述学的潮流。有必要说明的是,图志学不是简单随意地找到一张图就往书里插的技巧,而是一种专家之学,由专家穷年累月地广泛搜集研究,百里挑一地选出那些最有价值、最会说话的原始图片,并使之与文字互动互释的一个精到的互文系统。由于这“三胞胎”图书都是插图本,我想讲讲文学图志的一些学理。

  首先,图志学是把样式丰富的原始图画视为包含着巨大信息量的文化载体和文学史原始材料。这就为文学史、文化史研究,开拓出一块极有意义内涵的妙趣横生的肥沃国土,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文学史、文化史资源的观念。我曾经在《中国新文学图志》中写了《阿Q相种种》,选录了丰子恺、蒋兆和、丁聪、赵延年、范曾等人的阿Q像八种,由于时代和画家个性,八个像八种模样,相互比较可以体会到接受美学上的种种妙谛和妙趣。

  其次,图画绘文学史提供多维度的文化意义。图画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这些图画来自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包括国度)、不同文化层面,采取不同的图画样式,千差万别地以构图、线条、色彩、情调阐释着文学作品的意义和趣味,非常生动,直观地进入读者的感觉和理智的世界。我们看《中国古典小说十二讲》中的插图,明朝万历刊本的《三国志传评林》刊载的“刘关张桃园结义”图,三人巾长袍,设乌牛白马,正摆香案祭天地,远处是三株桃树。除了刘备、关羽拱手拜天,张飞甩袖须略显鲁莽之外,这里江湖仪式还逸出几分儒雅气。而十九世纪日本浮世绘的“桃园祭天地结义”,三人的服装已不寒素,而是带有王者名将的繁重,关羽坐势如天神,张飞环目虎须秃顶,已带日本武士的凶猛状。深追下去,画面的儒道气味或武士道气味,折射中日不同接受主体对中国民间影响深远的结拜仪式的不同解读。

  其三是图与文组合成互文性的审美现场。图画在直观中使人有如临其境的现场感,尤其是那些离文学文本时代较近,又注意写实的绘画。它们画上的建筑结构,人物发型衣饰以及名物仪式,都留住了昨日的文化形影。各类图画与文献记载,文学描写相参照,也引发人们思考其中的历史真实性和想象自由度的张力。孙悟空,清代陕西凤翔有《庇马温》的年画,画了大松树下一只毛茸茸的大猴子,拿着一颗硕大的桃子,肩膀上扒着小猴儿,手指怯生生地指着那桃子。年画是充满童趣的,但它反映了民间因孙悟空曾被玉皇大帝封为弼马温,把这幅年画贴在牛圈马棚上作为牲口的保护神。

  直到今天我还走在通向“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途中,因为要为振兴中的中华民族绘制一张完整、深厚、真实、精彩而体面的文学地图,作为我们精神的根据,作为我们跟世界对话的一个文化的身份证。所以文学地图的概念,是我们国家在现在作为一个现代大国,它复兴了,它崛起了,必须要有一个精神的标志,来显示我们大国的文化气象。

 

■ 现场问答

文学史不应该互相重复


  听众:请您比较一下您的现代文学史观与内地的严家炎先生和海外夏至清先生的异同。

  杨义:我是主张,这么大的国家,这么丰富的文学材料,它的文学史就不应该互相重复。很可惜,我们现在的文学史,东抄抄西抄抄,材料都差不多。一讲重写,就是观念上变,昨天讲这个材料,说是浪漫主义的,今天讲它是启蒙主义的,明天讲它是现代性的,没有把我们整个文学的维度展开来。同时,我主张,搞文学的人,如果自己有精力有能力,不要一辈子搞一点点东西,一个这么大的民族,这么多好的风光,我为什么要坐在我自己盖起的房子里,这地方装修一下,那地方装修一下呢?走出去,到处都是美丽的风光。


鲁迅和孔夫子不应成世仇

 

  听众:如何评价金庸的文学地位?

  杨义:应该说,金庸先生做出了他的贡献,世界上不要要求每个人的贡献都是一样的,能够写出书来,对中国的文化有些好处,不是毒药,就行。他这个书,你看了是不会学坏的,也不会看了这个书,就想要当侠客。严家炎在这里做了一个很有勇气、很有理论深度的工作,就是在北大的讲堂中讲了金庸。我们中国的文化存在就是这个样子,为什么要用一种特种的文化观念把这个文化存在支离破碎呢?我觉得我们将来会包容起来的。鲁迅和孔夫子,你整天让他们两个打架干吗?都是我们民族的伟大人物,鲁迅和孔夫子是可以沟通的,如果有这种意识,我们的民族就是大民族,如果鲁迅和孔夫子永远是世仇,我们就是一个很偏狭的民族。


历史与文学,反差之中有学问

 

  听众:您讲到实地去看,比如看当时的霸王别姬,说当地人谈这个事怎么样,但是现在上千年了,当地人说的话和当时有什么关联?

  杨义:我觉得,写文学史,要写点掌故,虽然很多是经不起历史考证的,但是你考察它的时候,还要了解为什么不存在这个东西。你要问问,为什么没有这个事还要无中生有?这就是精神现象了。所以唐宋人造出一个李白写《清平乐》这个东西,这样一个传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精神现象。历史的真实和文学的真实,这个反差正是文学史家要解释的一些问题。

  这并不是说我记那个东西就是相信他斩白蛇,那是刘邦自己造出来的,也可能是刘邦的哥们造出来的,他要拥护这个人。还有大泽乡起义,说什么陈胜王,在鱼肚子里面塞一个东西,他当时为什么塞?为什么我现在不在鱼肚子里塞“杨义马上要评研究员了”呢?我们要把这个东西讲清楚,它的真实情况是什么,为什么要造出这个东西?这里面就给你的解释增加了更多的难度和更加丰富的维度。

众名姬春风吊柳七(明末衍庆堂刊本《喻世明言》藏本公文书馆)。

刘关张桃园结义(明万历刊本《三国志传评林》)。

武松打虎(明万历客与堂刊本《忠义水浒传》)。

文章来源:新京报2007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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