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民族文学研究所最近承担了几项国情调研项目，有的已经完成，有的正在进行当中。作为一个长期从事人文科学基础研究的学术机构，我们研究所在如何处理本领域业务工作与国情调研工作之间关系方面，形成了一些新的认识。今天在这里与大家交流。

    民族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包括文人书面文学和民间口传文学，属于人文学科的基础性学术工作。近期在我院推进的国情调研项目，则是重在针对现实需要，通过实地调查研究，获取有关资料和数据，进而为社会问题和症结，给出诊断意见，进而提供解决方案，直接间接服务于政府的政策制订等。这两种工作，从目的、方法、手段、成果形式，到对人员素质的要求，都大相径庭。这就使我们产生了两个疑问，一个是我们是否有能力做好国情调研，再一个是我们是否有必要参与国情调研。

    经过慎重的思考，我们研究所的同志们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如果处理得当，国情调研工作不仅不会影响到本所的正常业务工作，反而会对它产生相当的促进作用。于是，经过设计和规划，我们就渐次开展了几个与我所业务范围联系紧密的项目。到今天，经过一个阶段的实际操作，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可以归纳和总结的经验了。

    这些经验，可以大体概括为：“找准契合之处，形成良性互动，培育合格人才”。

    找准契合之处——

    我们研究所的工作，从大的范畴上说，是文学学科。具体研究领域，则大多是流传在各个少数民族口耳之间的口传文学。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数量可观的各种民族文字的文学典籍文献，也是我们的重点之一，但从数量、规模和紧迫性上看，活形态口传文学占据更为突出的位置。对这些口传文学的抢救、搜集、翻译和研究工作，无疑是我们近期工作的重点。从深入实地，深入民间，搜集第一手资料这一点来看，国情调研和口传文学研究，就有很相似之处。我们学术队伍以往所具有的田野作业经验，以及对基层社会文化的深入了解，就转化为从事国情调研时的自身优长。国情调研的任务，是集思广益得来的，大家都有积极性。工作任务布置下去，入户访谈和问卷发放，个案调查和数据回收，进行得井井有条。国情调研的内容，则始终紧扣民族地区的文化问题，并突出了本专业的数据采集。这样一来，国情调研工作也顺利推进了，资料的基础建设工作也得以加强。大家说，这可是一举两得啊。

    形成良性互动——

    我们几年前提出的建所方针，叫做搭建民族文学研究事业的“四梁八柱”。所谓“四梁”，指四个基地的建设，即把民文所建设成为学术研究基地、学术资料基地、田野研究基地和人员培训基地。所谓“八柱”，是说在内蒙古、青海、广西、贵州、新疆等若干民族地区的旗县，建设10个左右我们所专属的“田野研究基地”。这项规划已经经营了数年，取得了良好的效益。此次的国情调研，就选择了若干本所的基地作为调查地，从客观效果上看，对调研的顺利推进作用很大。我们选点的那些地方，往往就是传统民俗文化蕴籍深厚，博大精深的地方，也是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地方。经过从事调研工作，大家纷纷反映，对特定社区的全面摸底，很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专业范围内的民俗事象，有助于对地方性知识体系形成更为完整的认识。这无疑推进了专业工作的深度。另一方面，由几个研究所的科研人员组成的访问员团队，深入当地社区，获得了深度的调查资料。他们不仅有长期学理性思考，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够透过表面现象，发现深层问题。特别是他们很好地结合自己的专业特长，纠正和完善国情调研中存在的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例如前期案头准备工作不充分，一些问卷问题的设计可操作性差，与实际生活有脱节等弊端，能合理地调节理论预设与现实之间的错位，使得调研能有效地进行下去。尤其是他们能够发挥特长，设计个案调查项目，为宏观调查补充微观视角，形成个案研究的细部描述与问卷数据的普泛统计相结合的成果，大大增强了研究报告的科学性。

    在2006－2008年的“中国（大陆）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建设状况调查研究”中，我们认识到，现在的调研工作已难与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可比；而我们的调查对象本身积累了丰富的被调查经验，自有应付调查者的办法。我们主要面临的困难有：首先是被调查的民族的不配合。如赫哲族人口较少，几乎每一户赫哲族家人都接受了来自日本、俄罗斯、美国等国家的研究人员，他们深知本民族在语言研究和民族学上的价值，因此对调查极为戒备，生怕自己的资料被泄漏出去，成为他人获利的工具。即使是本民族的人，也会产生很多疑问。其次是少数民族地区很多青壮劳力都出去打工了，还有大量学生在城市中求学，留下来的可调查人员年龄层次分布不均。应对办法总是有的，比如我们在选择访问员尽可能选择那些本民族的，有良好的社会关系的人；选择那些历史文化较有特色的地区调查。在调查前要做足功课，对被调查地区、被调查人要有基本的了解。在调查过程中首先要让他们接受、认可我们，而我们必须先了解他们。要坦诚地告诉被访者我们的目的，我们的调查不仅仅是从他们身上获取资料，还应该将他们视为朋友、亲人，从而建立良好的田野关系。其次要充分利用已有的田野关系。再次要充分尊重他们，遵从田野伦理，官方关系在实际调查中只能起到辅助作用，在选择调查对象时，私人关系是极为重要的。

    培育合格人才——

    做好本专业的学术工作，与当好党和国家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并不矛盾。诚然，我们研究所的定位，现在和今后仍然是专门学术机构，工作重心仍然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运用专业知识，服务于我们国家的文化建设事业。我们正在思考的问题，就包括如何将研究所的发展和建设，与回应现实问题的需求有所挂钩，为党和国家的文化建设方略提供直接和间接的服务。我们正在推进的国情调研工作，便是在民族文学学科的学理支持下，聚焦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建设事业，调查这些地区的教育状况、民族语文使用现状、传统文化的处境、媒体和其他因素对少数民族精神生活的影响等问题。这些调查内容，对于“先进文化”建设和建立文化公共服务体系，能够提供抽样基础数据和信息，这实际上与我院近年提出的在继续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注重现实问题研究的思路是也一脉相承的。深入实际的工作，也是锻炼人的工作。国情调研工作，有助于培养脚踏实地、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有助于提升学者的政治理论水平和为国家现实需要服务的意识，

    民族文学研究所老中青三代学者，他们的田野实践经历要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算起，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其中最为宝贵有以下几点：首先，田野实践改变了人生。研究者在民族地区长期的田野工作过程中，了解了国情，培养了他们与民众的感情，他们具有比常人更多的感激、感恩的情怀，因而也有更多的感人的故事。他们可能不会那么急功近利，不那么贪图名利，因为他们吃过苦，他们更贴近人民的生活，有更多的边疆少数民族底层朋友。其次，田野实践也改变他们的研治学问的方式。用第一手材料做学问，是心血凝成的学问，这样的学者不会抄袭别人，不会盲目西化，不会轻易照搬理论，质朴的学问总是自信的。第三，田野实践会打造出人们满意的优秀学者。优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神仙，他们是从社会实践中，从民众生活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有社会责任感和伦理智慧，他们通过社会实践得到老百姓的认可。民族文学研究所杨恩洪研究员20多年深入藏区从事史诗研究，深得藏族人民的爱戴，也为国外同行赞许。同样是汉族女性学者，郎樱同志40年来一直不断地在新疆从事史诗调查和整理，已经成为当地少数民族极为尊重的学者。年轻一代的少数民族学者，像彝族出身的巴莫曲布嫫、蒙古族的斯钦巴图、藏族的诺布旺丹、维吾尔族的热依汗等，他们具有传承和弘扬本民族文化的使命感。还有蒙古族学者旦布尔加甫，他从1980年代开始在新疆卫拉特蒙古族地区开展史诗调查，所著《卡尔梅克江格尔校注》获得我院科研成果一等奖，已经成长为一位优秀的学者。 

    下面是一些学者田野日记的片段──

    杨恩洪在《田野调查——一条没有尽头的路》后记（2006年3月6日于北京）中说：“自大学毕业至今，上了多少次高原已经数不清了。23年前，当我开始步入《格萨尔》抢救与研究领域，我选择了一个苦差使，去寻访说唱艺人。其实当时的初衷主要是为了抢救，随着寻访工作的深入，研究的不断展开，我认识到这一研究有着无可估量的意义，最后艺人研究成为了我终生的课题。对于当初的选择我至今无悔无怨。20年来积累的艺人资料，尤其是那些已经辞世的艺人照片和资料，如今就显得非常珍贵，它们正在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及影视界的频频引用。在果洛，我作为一个从事藏文化工作的汉族女子，得到了那么多牧民及各级干部的关照与接待；尤其是达日县查朗寺丹碧尼玛活佛、龙加寺次成活佛、东吉多卡寺斯地喇嘛等僧人的盛情招待，都使我终生难忘，也是我20多年矢志不移作好工作的动力与源泉。我们共同见证了果洛《格萨尔》事业逐渐走向辉煌的历程。于是这里的人亲切的叫我央金——果洛北京嘉姆。在果洛-黄河的源头，中华民族母亲河的摇篮，我沐浴在亲情、友情、民族之情的阳光雨露下，在藏民族传统文化的海洋中遨游，陶冶情操，净化灵魂，积淀学识。如果问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时光是什么，我想那该是在远离大城市的藏区进行田野调查，没有虚度的日日夜夜，才是我人生中最可宝贵的。”

    郎樱在《40年后故地重游——新疆乌恰县史诗传承调查报告》中说：“我１９６５年在阿图什的《玛纳斯》工作期间，经常听说哈拉峻乡有许多歌手会演唱《玛纳斯》。据说，１９６４年进行《玛纳斯》普查时，发现过十多位著名的史诗歌手。在阿图什县市， 哈拉峻乡是柯尔克孜人聚集之乡。2003年10月我再次来到哈拉峻乡，离普查的１９６４年，已过去４０年。现在的哈拉峻是否还有史诗歌手存在，我去拜访我的师长萨坎·玉麦尔，他是哈拉峻乡人，１９６４年还参加过《玛纳斯》的普查工作。萨坎·玉麦尔说，许多著名玛纳斯奇去世了，现在可能有个别歌手会演唱《玛纳斯》了。 既然还有歌手，我们决定去寻访。此次，赴乌恰县田野调查最大的收获之一，是有幸见到了艾什玛特的女儿，并对她进行了采访，获得了有关艾什玛特学唱、演唱《玛纳斯》及其生活诸方面的珍贵信息与资料。”

    斯钦巴图的《青海海西州蒙古史诗调查报告》让我们体会到传统文化的濒危性：“当笔者2005年7月和11—12月踏上青海高原，开始了对青海卫拉特蒙古史诗传统的田野调查时，既兴奋又感到遗憾。兴奋的是，已经是21世纪的今天，我在青海高原的卫拉特蒙古人中间还能见到若干位年龄高又很有激情，并且很有才华的民间史诗演唱艺人。其中还有一位堪称大师的天才的史诗演唱艺人。遗憾的是，我在那里了解到，有很多很有名的史诗演唱艺人都已经辞世了，并且有不少是在最近10年过世的。我来晚了。目前，青海卫拉特史诗艺人还有为数不多的几位。我2005年11月～12月间做调查搜集的时候，还采访了青海卫拉特另一位优秀的史诗演唱艺人胡雅克图，他生于1934年，当时72岁。当时他拖着病重的身躯，直到12月7日还给我演唱《格斯尔》史诗。然而我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就听到了这位慈祥的老人去世的消息。”

    巴莫曲布嫫《诺苏彝族史诗传统与田野研究》：“十多年来我一直在从事彝族经籍文学研究，围绕祭司毕摩到支系族群，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在这种田野关系的构成中，从村民到亲友，从祭司毕摩到地方学者，从头人德古到区乡干部，他们长此以往对我的信任和爱护，给我的支持和帮助，与寄予我们这一代学者的理解与期望，都伴随着我每一次进入田野的日子而与日俱增。在这样的一种得天独厚的田野关系中，我更深刻地感受到了自己作为一个本民族学者的责任和义务，我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怠慢治学和研究。我想如果能够通过史诗田野去说明义诺彝区的文化传承，这样的学术实践也当是一个学者对本土社会的真实回报。”

    哲学社会科学要致力于打造民族精神，提供一种反映时代特点、能够凝聚民族心理的核心价值观念。中国在21世纪必将作为新兴现代化国家和平崛起，这不仅要有科技能力，还要有文化能力，要有精神价值。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面临新的挑战，我们要更加开放，更加面向公共问题，而不仅仅是简单的专业化，社会科学最终要回到这个社会。今天的我们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我们去调查研究，需要我们深入实际，展开调查，发现新问题，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