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江格尔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丹 碧

各位代表、各位来宾：

　　中国江格尔研究会是一个具有法人资格的全国性学术团体，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1991年1月正式成立。当时就聘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布赫、铁木尔·达瓦买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担任名誉会长，由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主席巴岱任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名学者仁钦道尔吉任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担任副会长的，还有若干孚有众望的著名学者和领导干部。

　　中国江格尔研究会现有会员200余名，主要分布在新疆、内蒙、北京、甘肃、青海等省市自治区有关教学、科研、出版、新闻等单位。这是一支以蒙古族学者为主，由蒙、汉、维、哈、回、锡伯等多民族学者组成的老中青结合、高中级职称者居上的学术队伍。这支队伍是推动和发展我国江格尔学研究的基本力量。

　　中国江格尔研究会是在我国江格尔学研究蓬勃发展、后来居上的基础上成立的，对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政领导的关怀与支持发挥了关键作用。在自治区党政领导的关怀与支持下，1982年在乌鲁木齐召开全国《江格尔》学术讨论会，揭开了我国江格尔学研究的序幕；1988年在乌鲁木齐召开第一届中国《江格尔》国际学术讨论会，获得圆满成功，国内、国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现在，我受中国江格尔研究会会长、法人代表浩·巴岱先生的委托，向各位报告研究会成立以来的主要学术活动，并就今后工作谈谈几点意见。代表分别来自北京、内蒙古、甘肃、新疆和台湾等省区，共90多位学者参加会议。

　　此次国际学术讨论会有如下几个特征和收获：

　　一、研究角度新颖，涉及层面广泛，突破了已往主要集中于《江格尔》史诗本身文学特性的研究。会议宣读的论文从历史、地理、民族、宗教、民俗、政治、法律、音乐、舞蹈、语言、文化、文学和美学等多学科角度，探讨了《江格尔》的形成、发展、流传、版本以及社会历史背景、文化渊源、人物形象、古代兵器、各民族文化联系、形成时代、艺术成就、语言特征和翻译等众多方面的问题。《江格尔》被称为蒙古古代文化的百科全书。此次会议宣读的论文，正是体现了《江格尔》的这一特征。这种多角度、多层面研究，正在使《江格尔》研究闩益与蒙古学研究，乃至与中亚文明史、中国和世界其他史诗研究相互沟通，从而使《江格尔》研究进入立体化的新阶段。

　　二、在部分研究方面有较大进展

　　其一是关于《江格尔》的民俗和文化内涵研究。《江格尔》是在蒙古远古神话传说和小型英雄史诗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长篇英雄史诗。它吸收了蒙古族从原始时代开始的漫长历史时代内积累起来的文化成就，是蒙古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一座宏伟丰碑。这次学术讨论会，有相当一批论文以民俗和文化渊源角度探讨了《江格尔》的价值。这些论文，使我们对《江格尔》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同时也为蒙古古代社会研究提供了文字资料中难以找到的信息。

　　其二是关于《江格尔》形成年代的研究。这是历来引起许多学者浓厚兴趣的问题。本次学术讨论会，有相当一批论文也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学者们从婚俗、社会制度、古代兵器、语言等众多方面出发，探讨《江格尔》产生年代。这不仅使有关《江格尔》产生年代的研究日益深化，而且带动了关于《江格尔》的多角度、多层面研究。

　　其三是比较研究。《江格尔》作为一部民族史诗，它是独一无二的。可是，作为人类社会发展某种历史时代的产物，它又与其他民族的英雄史诗存在共性。这就有必要把《江格尔》与其他民族史诗进行比较研究，探讨其间的类同与不同。本次学术讨论会中，有一批论文正是以比较研究阐述了《江格尔》与其他民族史诗之间的某种联系和母题的类同问题。
其四是关于《江格尔》接受其他民族文化影响的研究。《江格尔》是在古代蒙古文化发展过程中孕育形成的。作为游牧民族，蒙古文化自古便有着开放性的特点。这一特点也直接影响到史诗《江格尔》本次学术讨论会中，有一些论文探讨了《江格尔》中接受其他民族文化影响的问题。尽管这些论文数量不多，所提出的问题也值得进一步研究，但是开阔了眼界，具有较强的启发性。

　　除了以上几方面外，关于《江格尔》艺术的研究、关于《江格尔》形象的研究，关于《江格尔》美学和文学特征的研究等等，也都有学者宣读了具有新见解的论文。

　　三、增进了各国学者之间的友谊。

　　《江格尔》是一部在流传地域方面跨越欧亚大陆的伟大史诗。《江格尔》研究是一门有多国家学者参加的国际性学科。本届国学术会之前，在中国新疆和俄罗斯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也先后召开过关于《江格尔》的国际性学术讨论会，与会的许多代表都是老相识老朋友，经过本届学术讨论会，老相识、老朋友欢聚一堂，使相互之间的友谊和学术交流得到进一步的加深。

　　温故而知新。在此，我之所以这样比较详尽地介绍这次会议的情况，是因为这次会议不仅标志着中国江格尔研究会十多年来的主要工作成就，同时也体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国《江格尔》研究的基本面貌和最新水平。

　　综上所述，中国江格尔研究会历届学术会议共收到近二百篇学术论文，从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民族学、宗教学、文学、美学、文化人类学等等多学科角度探讨史诗《江格尔》，触及到《江格尔》所反映的社会历史背景、文化渊源与交流以及政治、经济、法律、民俗、文学、艺术、舞蹈、语言等多层面的问题。尤为令人欣喜的是，《江格尔》研究方面的学术专著相继问世，其中代表性著作有：我国著名学者《江格尔》研究专家仁钦道尔吉研究员的《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江格尔)论》；青年学者扎格尔博士的《(江格尔)研究》：格日勒硕士的《十三章(江格尔)审美意识》；金峰教授的《(江格尔)黄四国》；斯钦巴图博士的《(江格尔)与蒙古族宗教》；萨仁格日勒(女)博士的《史诗(江格尔)与蒙古古代文化》；贾木查研究员的《(江格尔)探渊》；齐·艾仁才副编审的《(江格尔)研究》；塔亚博士的《新疆江格尔奇研究》。中国江格尔研究会的还有一种重要学术活动是史诗《江格尔》文学本、资料本的出版和汉译出版工作。在九十年代，我们用胡都木、托忒两种文字出版了七十章文学本《江格尔》的第三卷：汉译出版了第一卷、第二卷(共四册)；出版了经卷式手抄本；出版了资料本第12、13册。所有这些，是我们向国内外江格尔研究界隆重推出的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为研究人员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因而受到他们的热烈欢迎和格外重视。

　　不过，这里我不得不说到另外一种情况。正当许多国家的江格尔研究者对我国《江格尔》搜集、整理出版、翻译工作表示敬佩和钦慕，为抢救《江格尔》这一人类文化珍宝和民族文化遗产向我们表示谢意的时候，国内有些个别学者则对中国《江格尔》持怀疑态度，到处散布中国《江格尔》是假《江格尔》的奇谈怪论。对此，我们一直给予坚决的抵制和严肃的批评。1999年9月，浩·巴岱先生在庆祝国庆50周年座谈会上所作的《英雄史诗<江格尔>与祖国血脉相连》的讲话中就讲到："许多国家的《江格尔》研究者对我国《江格尔》搜集、整理、出版、翻译工作表示敬佩和谢意。他们评价我国《江格尔》工作时说，中国《江格尔》工作具有许多特点，在老一辈"江格尔奇"在世时，对他们的说唱进行现场录音，再进行忠实的整理出版：中国还有《江格尔》的古老手抄本，对《江格尔》的搜集、整理、出版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因此，中国的《江格尔》是值得信赖的，新疆是《江格尔》产生的故乡一说是正确的。"同时，他又指出："我们在研究《江格尔》的过程中，发扬学术民主，认真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使研究工作走上健康、正确的轨道。这里，要提出的是，有些学者信口胡说中国的《江格尔》是假《江格尔》。针对此种胡说，许多学者进行了反驳。他们指出：《江格尔》研究坚持的是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多年的《江格尔》搜集、整理、出版过程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对老江格尔奇现场说唱进行的录音，在中国境内发现的《江格尔》古老抄本，都是活生生的证据。如果对这些视而不见，甚至企图加以否定，那是对我国众多"江格尔奇"的诬蔑，是给他们脸上抹黑，也是在给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江格尔》工作中取得成绩的人民群众以及党和政府脸上抹黑。我们中国《江格尔》研究会在此声明，所谓中国《江格尔》是假《江格尔》，纯系一派胡言。"

　　同志们!中国江格尔研究会通过十多年来锲而不舍的努力所取得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成就是令人振奋的，也是为同行所称道、为相关领导机关和管理部门所赞许的。为此我们应当感到骄傲和自豪。同时我们也应该想到，我们前进的道路并不一帆风顺。每办一件事情，每搞一次活动，都会面临不少困难，为此许多同志付出辛勤的劳动，表现出可贵的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这里，我代表研究会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来，勇于面对困难，善于克服困难，从而使我们的事业有所成功，有所前进，其实这也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只要我们同心协力，志同道合，许多困难是可以克服的。然而，令人不快，甚至令人沮丧的是，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往往遇到一些人为的干扰。如上面所提到的中国《江格尔》是假《假格尔》问题，在学术界和社会上造成一定的混乱，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还有一个就是历届学术会议的经费使用问题。这本来是一个通过正常的审计手续就可以解决的事情，何必写匿名信，何必惊动自治区党委甚至中央纪委呢?事情已经折腾到这个地步，如今总算有了一个明确的结论。因此我代表中国江格尔研究会声明：历届学术会议的经费使用，有案在备，有据可查，帐目清楚，使用合理，这是已经通过自治区相关审纪审计部门经过审查后得出的结论。

　　关于中国江格尔研究会的今后工作任务，2000年7月在库尔勒召开的"中国西部蒙古文学研讨会"上，浩·巴岱同志提出如下几点具体意见：

　　1、巩固和发展《江格尔》研究队伍，进一步培养发展研究力量。

　　2、积极创造条件，建立《江格尔》资料中心。与此相关的工作任务是：

　　(1)将"江格尔奇"所演唱的《江格尔》录音带进行整理并复制。

　　(2)把现在尚未出版的《江格尔》资料本(共17册)要全部出齐，在此基础上用传统蒙文转写并汉译出版。

　　(3)撰写"江格尔奇"传记，建立中国江格尔研究人员档案。

　　3、培养新疆江格尔研究骨干。培养若干名博士或硕士研究生。

　　4、加强国际交流。如召开江格尔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江格尔研究会的会员或领导出席国际会议：组织中国江格尔研究会考察团，去卡尔梅克、蒙古国等考察、交流。

　　在我看来，这些意见非常具体，非常明确，应该视为我们今后三至五年的事业规划和工作任务。这里，我就如何操作和落实上述工作任务，谈几点个人想法，供大家讨论。

　　一、队伍巩固和发展问题

　　队伍巩固，首先要从会员重新登记做起。这次工作会议之后，中国江格尔研究会将责成其组织联络委员会给全体会员和申请入会的有关同志寄发一份"会员登记(申请)表"，按规定之日(2002年12月底前)收回。为了照顾会员分散、联系不便的情况，明年三月底前给未能登记者再发一份。事不过三，如果两次寄发通知，还不登记者，就应以自动退会论处。中国江格尔研究会章程规定，"本团体是由国内从事《江格尔》研究的专家、学者与相关人员自愿结合的全国性群众学术团体"，进行会员登记，就是体现章程所规定的"自愿结合"之精神的重要举措。

　　发展队伍，我想这里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发展吸收新会员，二是加强和提高现有会员的素质与水平。二者可以相提并举，而从某种意义上，后者更为重要。

　　二、建立《江格尔》资料中的问题

　　这个问题，提了多年，现在应该是着手落实的时候了。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克服贪大求全的思想，从一点一点地做起，量力而为之，尽力而为之。我想，根据现有条件，率先可以落实以下几点工作：(1)《江格尔》资料中心地址可以设在新疆师范大学；(2)收集《江格尔》各种文本和研究资料；(3)将《江格尔》工作组存有的音像资料加以复制，保存在资料中心，并向有关学者专家开放：(4)收集有关卫拉特民俗实物或图片资料，以便扩大资料中心的影响和作用。对此，建议这次会议作出决定。

　　三、关于《江格尔》研究成果评奖问题近几年来，有不少同志曾经提出这个建议，我想可以列入我研究会近两年的工作计划。

　　四、关于加强国际交流问题

　　1996年8月，我研究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协助下成功地组织举行第二届中国《江格尔》国际学术讨论会；2000年7月，我研究会又会同中国蒙古文学学会成功举办了"西部蒙古文学研讨会"。因此，可以考虑在适当的时候再度召开一次全国性或国际性学术会议，这就看我们的决心和努力了。如果我们齐心协力，志同道合，积极创造条件，筹集资金，这个事情，是完全可以办到的。

　　五、关于培养人才问题

　　大家知道，江格尔研究事业的最终希望，还是寄托在青年人身上。现在，我们欣喜地看到江格尔研究后继有人，不仅从北京、内蒙古的有关院校和研究机构培养出了博士生、硕士生，而且新疆师范大学也已拥有培养硕士研究生资格，以史诗《江格尔》与卫拉特蒙古文学研究为一个主要方向，招收和培养研究生。希望大家珍惜这个机会，鼓励应届大学毕业生和年轻学人加强专业学习，提高外语水平，踊跃报考，学有所成，成为新世纪江格尔研究队伍中的生力军。

　　同志们!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世纪。世纪之初，在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大家记得，2001年8月7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北戴河亲切会见了国防科技和社会科学专家，并与他们座谈。他在谈到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时，一连用了"四个同样重要"，深刻揭示了哲学社会科学的极端重要性。2002年4月28日，江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又一次就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发表重要讲话，并提出了"五个高度重视"的要求。

　　我们要深刻理解江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同样重要"：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培养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与培养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家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任用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与任用好自然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样重要。

　　我们还要自觉做到江总书记提出的"五个高度重视"的要求：始终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在治国治党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巨大作用，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高度重视改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条件，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重大课题的攻关，高度重视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学者的成就和作用。

　　大家知道，江格尔研究是属于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学科。让我们以江泽民同志的"四个同等重要"的论断和"五个高度重视"的要求为指导思想，振奋精神，增强信心，齐心协力，团结合作，继续认真深入地做好中国江格尔研究会的工作，对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对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做出我们的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