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源村施万恒“海菜腔”传承班。源生坊供图

　　非遗保护这些年，留下很多演出、活动的档案。然而，一旦传承人老病或者去世，这个省级甚至国家级的非遗，就有可能出现后继乏人的情况。原因在于，光有几个人会，不是长久之计。非遗传承应该还有一个更高的目标，那就是唤醒更大的群体，至少要让村寨这样的社区也能够参与进来，而不单单是少数传承人的事。当然，非遗项目反过来也对社区文化的重建负有使命。

　　源生坊是一个做民族民间音乐传承保护的非盈利民间组织，机构常年设在云南昆明，现有骨干民间艺人50余人。平时这些艺人生活在村寨，当机构负责人筹到了钱，就以项目制方式，每次计量发放经费开展活动。比如，组织艺人外出演出，委托老艺人在村子里传承教学，发给他们一定的生活补助等。

　　从2004年成立至今，源生坊走过了13年的艰辛历程，从乡村普及班到乡村提高班，再到乡村音乐歌舞艺术节，我们一直在摸索最本真、最纯正的民族民间音乐保护之路，用符合文化自身规律的方式来做文化保护的事情。

　　源生坊的缘起

　　23年前，也就是1993年11月，中央乐团国家一级作曲家田丰，在云南省安宁市开办了“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招收了一批来自云南乡村的民族民间音乐歌舞艺人办学传艺。他们艰苦奋斗7年，传习馆最终因缺少资金而倒闭，田丰先生也于2001年因病离世。

　　2004年，原田丰传习馆的21名学员，因一次赴美演出而聚集在一起。他们和纪录片人刘晓津一起邀约成立了源生坊，想要继续完成田丰先生所开拓的云南传统民族音乐传承保护大业。

　　13年前，非遗保护还不像今天这样热门，我们对云南民族民间音乐在乡村的状况几乎一无所知。2004年，筹备去美国演出时的一些经历，让我们深入了解到民族文化传承中面临的危机。

　　2004年8月，为了便于美国人来选节目，21位老艺人和学员，背着行李，乘坐长途客车，又一次聚集到了距昆明30公里的田丰传习馆旧址——册峨校区。

　　分手4年后重逢，他们都泪流满面。随后的9天时间里，大家一起排练节目。排练“栽秧鼓”这个节目时，一向领头的普旧芬怎么都打不好鼓点，“哎哟，结婚生娃娃，都忘记了……”普旧芬曾经在传习馆学习7年，打鼓是她最擅长的技艺，仅4年时间，技艺就生疏到“想不起来了”。

　　佤族艺人岩兵用佤族乐器吹奏山歌的时候，叫了五六个彝族艺人在旁边鼓掌。问他为什么，他说：“现在的人看演出喜欢热闹，我的乐器节目不热闹，有人鼓掌热闹一点。”

　　艺人们被现在社会的各种新鲜玩意儿弄乱了，不知道自己的什么东西是最好和最珍贵的。

　　2006年7月，大理巍山的彝族过火把节，县政府组织各乡村艺人在县城进行“打歌”表演。巍山彝族“打歌”很有名，不同的乡镇打歌形式不同，著名的有“东山打歌”“马鞍山打歌”“清华打歌”等。参演的节目，统一由县政府从昆明、北京请来的专家评分，根据分数高低设有不同级别的奖励。因为评分的标准有一项是“服装整齐、队形整齐”。于是，来自村里的老乡们穿着绿军裤、戴着白手套，来跳千百年流传下来的民族歌舞。

　　这样的场景让我们震惊。源生坊主要成员是在田丰传习馆成长起来的乡村民间艺人，他们受田丰先生引导，有强烈的民族文化自觉意识。就这样，一个纪录片人和一批民间艺人自愿联合起来，要寻找一种途径，按符合文化自身规律的方式来做文化的事情。

　　第一个阶段：乡村普及班

　　2005年12月，我们得到香港张颂仁先生的第一笔资助款后，建立了3个班：后宝云传承班、张士林传承班和王里亮传承班。前两个班进展顺利，打了几个电话，老艺人态度很积极，工作很快开展起来。

　　2006年3月，为了考察办班情况，也为了建新班，我们来到红河州垤施村的王里亮老师家。山高路险，我们走了两天，王老师一见面就说：“要我教学生，不给钱我也愿意教，但要我一个一个地去敲学生的门，叫他们来跟我学，这个我做不来……”听到他这么说，我们一行人傻了，怎么办？

　　第二天，王里亮从外地回来的儿子出了一个主意：与村里小学合作，由学校组织学生和出教室场地，王里亮去教孩子们吹乐器，我们出生活补贴。这个主意好！我们很快和小学校长谈妥，传承班就办起来了。

　　半年后，我们去检查教学进度，王里亮说：“太困难了！学生调皮，把我辛苦做的三四十个小竹笛，大部分都弄断了……”

　　我们想了一阵，给他出主意：做竹笛的材料山上就有，老师带着学生动手做乐器，自己做的东西，他们就会爱惜。王里亮也认为这个主意好，传承班就又办了一阵子。

　　红河州石屏县巴窝村的后宝云传承班，主要教唱歌和跳烟盒舞。到了检查学习进度的时候，我们发现学生们不愿学烟盒舞里比较难的技巧舞。问原因，后宝云说：“技巧舞很多动作要在地上滚，学生把衣服滚脏了，回家爸妈要骂他们，所以很多学生不愿学。学技巧舞，手腿关节会痛，容易受伤。”

　　想来想去找法子，最后我们去昆明的一家装修市场，买了便宜的红地毯，去体育用品店买了护膝护腕，把它们送到村子。后宝云传承班又顺顺当当地办了起来。

　　又过了几个月，我们再下村里，看到红地毯不见了，他们使用的是一块更大、更宽的灰色地毯。村子里学技巧舞的人，都滚在地毯上练习。原来，红地毯没用多长时间就坏了，村里人开会，凑钱买了一块更大的地毯。

　　之后，源生坊的七八个乡村传承普及班，大多都是这样，一个村一个教员、一个方案，慢慢做起来了。

　　第二阶段：乡村提高班

　　普及班开办几年后，我们发现了新问题：普及班开展得好的地区，参加学习民族歌舞的人很多，但民间音乐歌舞中技巧性强、难度高的音乐歌舞，几乎没有人真正掌握。主要原因是：普及班的办班方式对学生没有任何约束力。老师不能要求他们坚持有始有终地学习，学习的进度和成绩无从把握。为此，我们决定举办提高班。

　　要办提高班，首先要解决经费问题。这个经费，不仅仅用于给传授人生活补贴，还用于学生的学习奖励。2011年，我们向张颂仁先生申请继续和扩大资金，资助我们在乡村做传承。此前，因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普及班的传承经费已经暂停了3年。现在，我们想要探索的乡村传承提高班，需要更多的钱。幸运的是，张颂仁先生同意我们对云南民族民间文化传承的判断，给我们找了香港梦周文教基金会的长期资助。

　　2011年上半年，源生坊开始了乡村提高班的探索，首先想到的就是条件最成熟的石屏地区。

　　海菜腔是石屏彝族（三道红）的国家级非遗传承项目，也是全国知名的民间音乐精品。龙朋镇是建水、通海、石屏三县交界之处，这里除了有石屏的海菜腔，还有其他邻近县的山悠腔、五山腔、四腔。它们的演唱形式相似，合称“滇南四大腔”，是数百年彝汉文化交融的产物，也是云南民族民间音乐的代表。

　　海菜腔传承是一个大工程。每一个曲子放开唱，可以唱好几个小时。最基本的主要句式，唱起来最少要30分钟。

　　我们开始的设想是，在村里找学生，然后请到昆明的源生坊小剧场，进行3个月一期的突击教学。为此，我们在昆明租了两处房子，准备把乡村学生集中起来轮流培训。

　　2011年11月底，在后宝云的巴窝村、施万恒的桃园村，我们见到了他们各自带的10多名学生。他们年龄在40岁左右，以女性居多，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问他们愿不愿意学海菜腔，他们都表示愿意。但再问，如果去昆明是否可以时，则几乎都表示去不了。这让我们传承班的设想变得很不确定。

　　后来，后宝云建议在村里办班，我们的工作人员用常驻或定期下乡检查的方式督促他们学习。培训班实行目标管理制，每期学员根据考试成绩领取教学补贴。这样，教员和学员可以白天干活，晚上利用空闲时间学习。

　　2012年1月17日，源生坊开始在石屏的桃园村、巴窝村分别创办了施万恒、后宝云的海菜腔传承班。第一批提高班学生在颇有意味的“拜师”仪式中，开始了3年的学习生活。

　　“提高班”进展不错。接下来一个月，我们在石屏县曲左村创办了阿家文四弦提高班，在红河州垤施村创办了王里亮、吴丙仁古歌和乐器班。自2012年到2017年，源生坊在石屏、红河、巍山、南涧、石林、师宗、墨江等地，先后创办了12个提高班，通过考核达标的学生有94人。

　　提高班传承的项目，包括石屏彝族海菜腔、五山腔、山悠腔、四腔、冷腔、烟盒舞，四弦的《上四拍》《下四拍》，彝族花腰支系的四弦《阿里么舍莫》、花腰音乐舞蹈《思念调》《过黄河》《阿里么舍莫》《金鸟银鸟飞起来》，红河县彝族的《拢总》舞乐、《种天种地》等古歌，巍山彝族的80套大刀舞、南涧彝族的小三弦、石林彝族的霸王鞭，以及师宗苗族的芦笙调、墨江哈尼族的十二芦笙舞乐、婚俗歌等。这些提高班的举办，基本达到我们的预期。

　　第三阶段：乡村音乐歌舞艺术节

　　2015年起，为了更大范围地拓展源生坊的工作理念，我们连续两年举办了源生乡村音乐歌舞艺术节。通过与昆明地区5所大学及专业剧场联合，我们组织了250位民间艺人和全国各地专家学者共聚昆明，大唱大跳民族歌舞。

　　艺术节后，我们又针对参加艺术节活动的艺人做了乡村回访，增开了提高班、推动多种形式和层面的民族音乐歌舞乡村传承。通过举办艺术节，我们对云南各地方的非遗传承，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我们注意到，非遗保护尽管已经逐渐深入人心，但非遗保护究竟要保护什么、怎么保护？这类问题，学界和社会组织的看法并非都一致。

　　从实践上看，非遗保护这些年，留下很多演出、活动的档案。然而，一旦传承人生病或者去世，这个省级甚至国家级的非遗，就有可能出现后继乏人的情况。原因在于，光有几个人会，不是长久之计。

　　因此，我们呼吁，非遗传承应该还有一个更高的目标，那就是唤醒更大的群体，至少要让村寨这样的社区也能够参与进来，而不单单是少数传承人的事。

　　当然，非遗项目也对社区文化的重建负有使命。比如，我们在墨江哈尼族做婚俗歌的整理和传承时，当地艺人就说，他希望教会学生后，他的儿子结婚时可以用传统的方式办一场婚礼。这位50多岁的艺人，在他6岁那年见过哈尼族的传统婚礼，此后就再也没有见过。

　　回首13年所走过的历程，我们做的事情，或许有遗憾，但更多的是庆幸。

　　2012年，我们想以提高班的形式，在石屏的花腰彝寨做四弦和古歌的传承。但见到张士林时，他已经病得说话都很费劲了，仅20多天后就去世了。在他去世前，我们曾对他做了采访，得知他会100多套花腰歌舞和很多长篇叙事诗，但很大一部分没有传承下来。他的遗憾，说明非遗传承之困难，也说明保护需要时间，需要正确方法。

　　同一年，我们在红河县的一位老艺人吴丙仁去世。好在他去世前几个月，他的古歌传承班顺利开办，《种天种地》等古歌找到了传承者。

　　去年，阿家文老艺人去世。他去世前几年，因病不能再弹琴。而我们在他们村子办四弦提高班时，他身体还好，教了4个学生。如今，他的学生接着在村里办提高班。

　　（刘晓津系源生坊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