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年来，“非遗”保护工程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依旧不能摆脱“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模式，“价值中空，失魂落魄”依然是困境。要解决困境，首先需要明确精神与观念是“非遗”的内核，其次要面对传统变迁的现实。当今社会，新媒体提供了一种重育土壤的平台和契机。以裕固族为例，新媒体平台可以使民族文学走下庙堂，更接地气，使民族文化可以传递更远；“网络化社区”和“网络化兴趣人”的骤增，使跨时空“非遗”文化氛围的营造和追随成为可能。新媒体传播方式和传播内容有助于“非遗”价值回归，使民族文化传统的精神内核重放光彩。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裕固族；新媒体；传承

　　近年来，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依然不能摆脱“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模式，其面临的最大困境是如何让“非遗”在保护传承中避免“价值中空，失魂落魄”。面对传统，如何明确保护的内容和内涵，是“非遗”保护实践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以裕固族为例，在进一步明确“非遗”保护内涵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在新媒体环境下，如何借助于网络和网络社区的力量，为“非遗”保护和传承创造新的土壤，努力营造氛围，重塑传统，使“非遗”的精神价值得以回归。

　　一、当下“非遗”保护面临的困境：价值中空，失魂落魄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毋庸赘言，但若将其放在全球化时代来考量，那么其最显见的意义应该是保持文化多样性，即以“非遗”的文化多样性来对抗全球化的文化同一性潮流。在全球化迅猛发展、席卷全球的背景下，“非遗”保护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正如政府文件所述，“在全球化价值趋同的背景下，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是维护中华民族独立的文化命运、保持中华民族认同感的一道长城”。要维护中华民族独立的文化命运，保持民族认同感，就必须使得中华文化具有与外来同一文化博弈的能力。中华文化是中华各民族的文化，只有将“非遗”保护落到实处，真正地实现活态文化的保护，保持我们文化的鲜活性和多样性，民族文化才有坚实的基础去对抗席卷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同一性。

　　从多年的“非遗”保护实践来看，我国“非遗”保护与传承取得的成果不少，忧虑却也甚多。具体有如下表现：

　　（一）“非遗”越来越被物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当作物和产品，而不复是精神和文化象征。在游人眼里，“非遗”已变成一件件旅游产品：刺绣、头饰、写着东巴文的T 恤、民族风情的衣服……买了一件物品，似乎就接触到了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就满足了，对产品背后的意蕴和文化并无意去探究。在当地人眼里，“非遗”也已渐渐失去原有的意味，老一辈人或许还在嗟叹传统风俗的没落，年轻人却已习以为常地把“非遗”当作经济来源，他们未必认同老一辈人的文化观念和习俗，只乐于见到古老的风俗和器物摇身一变，带来经济收入。

　　（二）“非遗”越来越表层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失去了内核而成为表演和摆设。在“非遗”保护过程中，旅游项目之所以受到格外的重视，就因为它可以带来人流量和经济收入，于是人们“充分”挖掘可展示或售卖给游客的资源，以迎合游客的需要。少数民族地区不少神圣的活动和仪式，现在已被生生剥去了那种神圣感，只成为一场一场的戏台表演。比如，贵州境内的苗族13 年才举办一次的庄严、神秘的祭祖活动，现在应游客的要求而常常举办；纳西族祭祀天神的仪式本是一年一次，现在却天天上演……而且，让人揪心的是，这些表演活动的主体，有很多已不是传统的宗教人士，已是纯表演类人士。由于传统社区的流动性加大，以及老一辈人的故去，宗教表演人士的数量在急剧减少。

　　（三）“非遗”越来越碎片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越来越支离破碎，越来越元素化，沦为符号和道具。在“非遗”项目的旅游开发过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符号化、元素化，被割裂成一个个小片段，成为不知前因后果的元素，被缝合在主流文化当中，并没有获得真正的地位。比如去纳西族地区旅游的青年人，很多人喜欢购买印有东巴文字的T 恤，东巴文变成了商标。文化装饰品无所不在，然而，东巴文在当地没有多少年轻人懂得。现在年青一代的纳西族青年父母，并不乐意让下一代去学习纳西语。如此一来，与民族语言休戚相关的纳西文化也就岌岌可危了。

　　“非遗”只余空壳，成为表演性文化、圈养文化，精神内涵被光怪陆离的外表形式所遮掩，观赏者们常常只将其当作一种古老的表现形式，并不了解其中的精神内涵，对观念、内涵的把握，只停留在研究“非遗”和民俗的专家那里。这就是“价值中空，失魂落魄”的现状。

　　“非遗”保护的价值中空、失魂落魄的另一面，正是市场化原则、经济逻辑的统治现状。在经济逻辑的考量下，我们的“非遗”保护实践过于利润，而漠视了“非遗”的内在精神价值。值得深思的是，我们发展“非遗”保护的初衷是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可是到头来，压倒一切的是一致的经济逻辑？焉知这经济逻辑笼罩一切不是另一种意识形态、另一种文化？这不正是全球化时代的逻辑，这不正是在全球高歌猛进的文化吗？全球化时代，市场化逻辑是最大的意识形态。以经济逻辑来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以内置的文化同一性的意识形态取代了表象的文化多样性的“非遗”财富，值得警惕和反思。

　　二、明确“非遗”保护的内核，正视传统的变迁

　　出现经济逻辑至上、“非遗”保护价值中空这样突出的问题，与两个问题没有厘清有很大关联。一是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是什么？二是如何看待传统的变迁？这两个问题各有重点，也相互联系。

　　（一）精神和观念是“非遗”的内核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是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它包括：（一）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二）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三）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四）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五）传统体育和游艺；（六）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

　　从以上两种相似的定义和范畴划分中，我们可以看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官方的界定当中更倾向于各种可见可触摸的形式、实物或场所。这种定义使得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有可能趋于实践中的物化。然而，顾名思义，“非遗”作为文化遗产，文化应当是其内容。文化的定义虽然有宽有窄，但一般都认同精神、观念、意识形态、习俗等是文化的内核。因而，现行的“非遗”的概念，虽然强调了其非物质的属性，却又有在实践中促进“非遗”物化的可能。

　　关于这一问题，蔡华的一篇新近文章也明确提出：文化只能是观念存在。他在文中批驳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目前使用的“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区分是一个不成立的区分。“文化就其本质而言只能是观念的，即观念存在，所以绝不可能是物质的或者可触摸的。因此使用‘非物质的’（或‘不可触摸的’）来修饰‘文化’这个词汇不仅是累赘，而且蕴含着一个悖谬：物质文化的存在。‘人造物’或‘文物’是信仰的产物，而非文化（或信仰）本身。因此，物质文化似为一个纯粹的虚幻的词汇，没有任何真实存在与之对应。”②

　　既然文化只能是观念上的存在，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护什么”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非遗”保护的题中应有之义就是对观念和精神文化的保护，即更看重精神、观念层面，无形的层面，这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是最重要的内容。只有保护和传承了精神和观念，才可能让“非遗”成为真正的活态传承，具有真正的生命力，而不是每每以被抢救的边缘姿态出现。

　　（二）传统的形式并非一成不变

　　在如何面对传统问题上，王娟曾提出一连串问题：“我们为什么要保留和抢救那些即将消失的传统？是因为他们对社会有用、对民众有用、对传统的延续和保护有用，还是对我们民俗学者的研究有用？即将消失的东西就一定要记录或保留下来吗？即将消失的东西就一定代表着传统吗？即将消失的东西就一定会消失吗？”③

　　这一系列问题对于思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问题来说非常重要。很多失去了生存的环境和条件，濒临灭绝的技艺或者文化传统，都面临着一个是否要保护、如何保护的问题。实践中的困难在于，当我们担心“非遗”的活态传承的时候，希望那些古老的风俗习惯、文化思想能够保持下来，却不能去要求民众为了保持这个古老的文化就生活在那些相对落后的区域。王娟认为：“我们不可能留住所有的传统，我们也没有办法留住历史、留住这些习俗，就像我们没有办法留住时间一样。”“我们对某些传统民居保护和抢救的最好的方式或许就是把它们送进博物馆或档案室，我们不可能赋予它们新的生命，让它们永远流传于民间。因为，流传于民间，为民众自觉地使用和拥有，是传统能够被保存下来的唯一方式。”④

　　除了有些传统可能无法保护和抢救之外，我们还面临着传统在变化、变迁的问题。我们想看到原生态的传统文化，可是传统往往也改变了其传统的形式，正如吉登斯所说：“自从现代性到来，传统就不再是自然意义上的了，以传统形式存在的传统越来越少，而传统方式是指通过传统的仪式和符号来定义传统活动，通过传统对真理的内在要求来定义传统。”⑤

　　郑茜认为：“传统不是静止的东西，它的存在方式是传承与延续；而任何传承与延续，都不可能是对于传统的不走样的复制。”⑥蔡华认为：“每个民族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选择生活方式的过程。各民族将根据自己的认识和信仰体系的变化而做出选择：哪些传统的社会实践是代表自己民族特色的生活方式，因此需要保护，哪些是有违自己民族今天的利益和信仰的传统社会实践，需要改革。”⑦

　　这些观点都认同了一个道理，即传统是在发展的，传统也是在变革甚至创造的。传统有可能正在重新生成或重新建构。

　　笔者虽然同意有些传统可能无法抢救，只能看着其消失，但对于各民族的一些文化瑰宝，也不同意完全被动地去接受“传统的消失”。我们虽然不能赋予旧的传统以新的生命，但是，我们也许可以为传播、扩散这种传统作出贡献，帮助它们找到新的生命力。任何传统都要去抢救与发明，这也许是一种“理性的不理性”，但任何传统都任由其各自发展，又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逃避。

　　（三）传统变迁时期，传统是可以创造的

　　“传统不仅具有强烈的保守性，而且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换其形式。”⑧学者们都认同真正的传统往往具有极其顽强的生命力，纵使形式有可能短期内消失，但它们的本质会借助于新的形式继续存在。即，传统的内核不变，但传统的形式是会变化和变迁的。而现在正是传统变迁的一个重要时期。

　　霍布斯鲍姆在《传统的发明》一书的序言中这样说道：“在以下情况中，传统的发明会出现得更加频繁：当社会的迅速转型削弱甚或摧毁了那些与‘旧’传统相适宜的社会模式，并产生了旧传统已不再能适应的新社会模式时；当这些旧传统和它们的机构载体与传播者不再具有充分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或是已被消除时；总之，当需求方或供应方发生了相当大且迅速的变化时。”⑨

　　按照这个标准，现在正是处于此文所述的社会转型时期，也正是传统在变迁的转折时期。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现代化、全球化的冲击，很多文化传统、习俗或技艺所赖以生存的旧的环境和土壤不复存在了，或者失去了其现实需要性，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越来越边缘化，甚至濒临灭绝。

　　因而，若是不想坐视珍贵的传统消失，就需要正视传统的变迁，在保护好文化内核的指导思想下，为传统的创造、传统形式的变迁提供支持。在社会转型时期，我们可以通过形式的变化、环境的调整和土壤的培育，给“非遗”创造出新的生存空间，让文化内核能够重新焕发光彩。

　　三、借助新媒体，营造传统，让价值回归

　　面对着“非遗”保护“价值中空”的现状，让价值回归，让传统得以重建，是“非遗”保护的紧要任务。价值的重建与回归，离不开人的传递。价值要真正落地生根，产生真正的影响力，需要得到民众的认同、珍视与传递。然而，在现今的全球化时代，全球人口的流动性极大地增强，形成了一个个离散化的社会。个体脱离故土，脱离传统社区，导致文化的淡漠化、认同感的减弱。仅借助于传统的村落社区去扩散价值，已经远远不能形成影响力了，只有让散落在世界或全国各地的民众都能因为所认同的价值而重新聚合、重新认识民族文化，才能真正促进和实现民族文化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回归。在促进价值回归，促进民族文化认同方面，新媒体有着四两拨千斤的功效，能有效助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价值与精神的传播扩散与回归。

　　（一）少数民族书面文学从庙堂之上走向普通百姓

　　民族文学历来都是民族精神文化的载体，也是民族文化认同和自信心的一个体现。在没有互动性的新媒体之前，少数民族的书面文学作品往往刊登在纸质媒体上。作家水平越高，刊登的刊物级别也越高，但高级别的刊物往往地处大都市，少数民族地区的各民族群众无法方便地欣赏到自己民族的作家们创作的作品。很多民族的普通百姓只知道自己民族作家的名字，却不知道自己民族作家的作品。例如，铁穆尔是一个在文学创作方面取得很高成就的裕固族作家，裕固族群众非常喜爱，可谓家喻户晓。但是在实地调查中发现，他之所以家喻户晓，是因为他的作品在《飞天》《民族文学》等高级别刊物发表或获奖，而普通的民族群众对这些高级别刊物接触得并不多。这就存在着一个传播内容和传播对象不对等的问题。作家创作的民族文学作品若不能够到达本民族群众身边，本可以完成的文化认同和提升民族自信的使命就无从谈起。要避免这种情况，就需要让民族文学更接地气，使其能更轻松地被本民族群众获取。新媒体正在完成这个“对接”。现在，在裕固族群众中，铁穆尔的作品正通过“裕固学”以及“欧亚工作室”等微信公众号陆续发布出来，普通裕固族民众可以轻松地从手机上接触到作家作品。借助于新媒体，民族文学作品走下了庙堂，走向了普通百姓，更接地气，也更能起到凝聚向心力和精神价值的作用。以民族文学传承民族文化，通过新媒体平台提高文学作品的可接近性，这是从新的角度保护和传承“非遗”的有效途径。

　　（二）民族文化从口传心授走向数字化保护和扩散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活态的文化形式，传统的传承方式是口传心授，若是无人传承，就很可能逐渐湮没无闻。新媒体的数字化保存和传播的优势就在于，它可以帮助“非遗”文化从口传心授走向数字化保存与扩散。以数字化保存和扩散方式实现民族文化的向内和向外传播，在裕固族网络社区和微信公众号中已经广为实践。

　　民族语言的数字化记录与传播。在我国少数民族当中，相当一部分民族有语言而没有文字，裕固族就是其中之一。由于没有文字记录，其语言独特性的记录与保存就显得更为重要。民族语言承载了民族记忆，新媒体可以使年轻人以通俗、轻松的方式来接触本民族语言文化。例如微信上曾流行起语言模仿秀活动，其中秀的主要是各地方言的独特魅力，这意味着身居不同地域的人对自己区域文化的喜欢和偏爱。同样的诉求也出现在裕固族当中，例如“怒斥马谡”⑩的民族语言模仿秀视频，画面是《三国演义》中孔明斥马谡的场面，但配音是西部裕固语，且语言内容已调整为有关开车违规造成车祸的训斥内容。这样，裕固族人跨越时空欣赏幽默风趣、让人忍俊不禁的视频，其实就是裕固语传播的一个过程，由此形成了一种新的保护和传播途径。

　　民族语言的记录与传播，还以其他形式在微信群中自觉进行着。以“尧熬尔（即裕固族）传统语言展示厅”为例，每一天裕固族网友都在群里展示和分享着他们所知晓的裕固族语言，讨论的内容既有关于裕固语语音方面的，也有词汇、语法方面的，尤其一些不经常使用的词语或语言表达习惯，网友们会找来相应的图片予以说明。一物一图，或语音展示，或用裕固语拼音符号书写，这些都使得不熟悉这些词语或表达方式的网友特别是年轻人能有机会重新学习裕固语，对他们的文化回归意识大有裨益。

　　传统民歌的数字化记录与传播。在裕固族各种微信公众号中，图像资料和声响资料均在广泛传播。比如裕固族老民歌手郭怀玉上世纪70～80 年代唱的《歌唱心爱的妹妹》，杨梅文、郭怀玉对《哭嫁歌》歌词的朗诵等都可以在网络媒体欣赏到。裕固族传统的经典歌曲《婚礼颂辞》《祝福歌》《摇篮曲》等也在各微信公众号中得到推介，甚至个别个人工作室也推介裕固族民歌。

　　除了音频方式，视频方式也广泛出现在微博公众号中，如“裕固族萨尔组合”微信公众号中就有“每个裕固人都应该学会的歌曲《裕固族妇女服饰歌》”等微信帖，其中服饰歌以视频的形式呈现。除了本民族的微信平台，裕固族网友也善于借助其他公用平台对民歌进行推广，比如优酷、56 视频上都出现了裕固族民歌视频。民歌作为民族文化的一个展现窗口，大大增进了其他民族群众对裕固族的了解。

　　传统习俗的数字化记录与传播。传统习俗的记录与传播也因为有了新媒体而更加方便、直观。如“爱张掖”的微信平台上就有“七夕，裕固族向世界奉献的别样婚礼”的帖子，记录的是2015 年8 月18 日，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红湾寺草原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柯翠玲利用自己女儿婚礼的机会将裕固族婚礼以实实在在的仪式传承给年轻人的事。在帖子当中，作者介绍了裕固族的婚俗，包括求婚、许亲、选媒、提亲、订婚、请客、举行婚礼的流程以及流程中各种习俗细节。这种直观、精彩的展现形式，对裕固族年轻人了解古老的婚俗习惯来讲非常方便。

　　除了以上内容，民族历史方面的内容，以及其他民族艺术文化的内容（如裕固族民族书画、民族动画片等）都在新媒体平台上作了记录与传播。这些传播的内容，均与民族文化传统、文化精神相关，是实实在在的文化内核。

　　（三）社区：从传统的实地社区到网络社区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依赖的是人。而人离不开社区，若没有社区所提供的群体氛围和心理保障，“非遗”传承也难成气候。但在全球化浪潮之下，人口流动性加大，现代社会愈趋离散化，从前守望相助的熟人社区关系渐渐遥远，取而代之的是陌生人社会的形同陌路。陌生人社会在民族地区的发展程度或许没有汉族地区那么高，但仍然直接影响到“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影响到人们对“非遗”的认同程度。因而不少研究者都曾提出建设或重建实地社区的建议，以保障“非遗”技艺能在社区内有序传承，增进社区群众的文化认同感和文化传承使命感。

　　然而除了实地社区建设之外，或许有一个更方便的方式来聚拢人气，保护文化认同，那就是网络社区的建立。如今，网络和手机已经成为最热的交流和通讯工具。虽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性的增大，同一民族的民众可能散落在世界或全国各地，但若是能够通过网络建立网络社群，则可轻松地将散落各处的同胞重新聚合起来。也就是说，在传统的“非遗”文化所赖以生存的实地社区的功能减弱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网络化的社区来实现重新聚合。裕固族，目前有多种多样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并且建立了各种微信群，大的方面有“裕固学群”“裕固族教育群”“中国裕固族文化群”“裕固族语言、实物展示群”。除此之外，从同一乡村或牧区走出来求学、工作、经商的人还有各种各样的片区微信群如“深井子群”“情系深井子群”“深井子人”“尧尔克斯群”“萨尔组合”“妥家大榆树群”等等，它们都有效地起到了聚合的作用。在有的微信平台如“深井子群”中，大家从早到晚都用裕固语进行交流；“裕固学群”和“裕固族教育研究群”，则是裕固族研究者和教育者互相交流的平台；“深井子群”等几个牧业片区群，则是故乡在这个片区的群众的一个新的交流平台……不能小看这些微信平台的力量，它使得各地的民族群众重新找到了心灵归依，让他们心生温暖与认同。所有的这些新媒体实践，都将传统的实地社区文化内涵延展到了网络社区。而网络社区，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在未来会越来越重要。

　　中国是世界上乡愁情结最浓厚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本就有很牢固的情感基础。因而，运用网络社区的力量，只不过是借用新的形式将大家内心的乡愁呼唤出来，让大家重拾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认同和自豪，从而让非物质文化遗产找到社区氛围和情感土壤，让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重新盛开而不是凋谢。

　　（四）传承：从局限的一两个人，人亡技绝到网络化了的兴趣人，生生不息

　　对精神和价值的传播，人始终是最主体的因素。在我国的“非遗”保护中，传承人始终处于被关注的地位。然而，我国过去的“非遗”传承一般是父传子、师传徒，人数少，即便到了现代，在政府的帮助下扩大了传承的范围，但由于很多年轻人对传统技艺不感兴趣，愿意学习和传承的人更少，因而经常出现某一重要的“非遗”技艺因传承人的辞世而消亡的情形。

　　有了新媒体，以及在“非遗”传承上的开放眼光，我们有可能改变这一现状。即通过新媒体，可以将一两个传承人延伸到“网络化了的兴趣人”。如桑斯坦所说，在网络时代，没有任何兴趣是找不到同伴的，兴趣聚合的倾向会越来越突出。依此规律，“非遗”通过在网络上的展示和传播，吸引到对其感兴趣的人士，并非难事。从传统方式的集中传授、后继无人，到新媒体方式的跨地域、跨时空的人员募集，“非遗”可以吸引更多自愿参加、自愿成为火种的“兴趣人”。有了众人的关注，有了年轻人的参与，“非遗”自然可以走得更远。

　　综上所述，目前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上，首先需要解决的是观念问题，即充分认识到“非遗”保护的核心应该是精神与价值。面对价值中空的“非遗”保护现状，亟需重建传统，让价值回归。在呼唤精神和价值的过程中，新媒体展示了其独特魅力和价值。运用新媒体形式，可以使民族文学走下庙堂，更接地气，可以使民族文化传递得更远，可以使民族群众更加聚合，更添认同，也可以使“非遗”传承更有生机与活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任重而道远，但只要努力，希望仍然在前方。

本文首发于《西北民族研究》 2017年第2期

　　作者简介

　　钟进文，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

　　范小青，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