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的《大河之舞》火了，踢踏舞也跟着热起来，于是中国一些以脚踏地为特色的舞蹈也纷纷以爱尔兰、百老汇的踢踏舞马首是瞻，把自己的舞蹈编排得不伦不类起来。辽宁大学教授、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乌丙安教授说，西藏的踏歌独具特色，堪称世界三大踢踏舞之一。然而，一些导演和策划人却以国外踢踏舞为圭臬，将西藏踏歌硬塞进西方舞蹈的壳子里。结果，当西藏踏歌申请联合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时，台上那些康巴汉子跳的竟是“百老汇风味”的西藏舞，一些评委连连摇头，失望不已，一位新加坡评委难以容忍踏歌被如此糟蹋，痛心落泪，愤然离席。

　　近日，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督查小组来上海考察时，乌丙安指出：面对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保护它们的时候，往往因为无知和急功近利而把它们身上的“包浆”去掉了。舞还是那个舞，文化还是那个文化，却失去了非物质文化的历史价值。这几年，一股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正在全国掀起，然而，乌丙安提醒，别让这股“非遗热”演变成为对“非遗”的一次集中毁灭。

　　“非遗”何需涂脂粉

　　2001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中国昆曲为世界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寂寥的昆曲，借此东风枯枝发芽，一出白先勇制作的青春版昆剧《牡丹亭》竟可以在4年间演出184场。之后，古琴、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蒙古族长调民歌入选“世界非遗”。去年10月，中国蚕桑丝织技艺、福建南音等22个项目再度入选。如今，拥有26个“世界非遗”项目的中国，无疑是世界上“非遗文化”最丰厚的国度。

　　近年来，文化部和各省市都发起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和保护工作，各地翻箱倒柜地挖掘当地的“非遗”。我国先后公布了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总共达1028项，各地已公布的省级“非遗”则有4315项。一些原藏于深山陋巷的原生态音乐、歌舞和民间技艺撩开神秘的面纱，出现在大众面前。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倾向和问题。一些过度商业化的包装，把一些“非遗”给扭曲和变形了。乌丙安说，有些蹩脚的策划者、导演常常嫌这些“非遗”服饰太土、节奏太慢，于是展开丰富想象，擅自改变这些原生态艺术，搞出一台又一台不伦不类的“非遗晚会”。

　　前不久，记者在上海观看一台藏族舞蹈时，演员的服饰都很精美，很多演出服都将演员的一截身体露在外面。一位藏族观众告诉记者：“台上的衣服漂亮是漂亮，可是露得太多了，到我们藏区根本没人敢穿，穿出去要冻坏的。”

　　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研究员康玉岩教授说，民间舞蹈的音乐、服饰、道具、套路，什么场合跳、为什么跳、由谁来组织等，都是“非物质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同的文化有自己特殊的生长环境，如果被圈养在狭小的舞台上就容易被阉割。这不仅不能保护民间艺术，而恰恰是割裂了它与生存土壤之间的血脉联系。

　　然而，因为商业利益的驱逐，一些承载着文化记忆的“非遗”正在被人为地随意改造着。这个过程，让人们想到了收藏界流传的关于“包浆”的一个笑话：一位老农家的一件古旧漆器被藏家看上，许以高价。老农兴奋地把它擦亮，似重新漆了一遍，藏家见后一声长叹拂袖而去。老农不知道，他这一擦拭，把漆器上的“包浆”给擦没了，古旧漆器的价值也大打了折扣。

　　变异“非遗”成赝品

　　康玉岩教授说，历史进程中，没人能苛求“非遗”一成不变。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的文化记忆，一旦变异了，那它就不能再作为“非遗”了，这好比文物没有了历史价值，那跟赝品也就一般无二了。

　　纤夫的劳动号子是典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前些年，《纤夫的爱》红遍大江南北，然而，乌丙安教授说，“妹妹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并非纤夫们真实生活的写照，“纤夫们劳动时没有妹妹，平时大多时候也没有妹妹相伴。”

　　在云南采访时，记者曾经参加过一座民俗村里的少数民族婚礼表演。在演员的热情邀请下，记者扮演成新郎，抱起“新娘”走进“洞房”。然而，当记者准备走出“洞房”时，“新娘”告诉记者，必须购买几十元的礼品，否则不能走出“洞房”。乌丙安提醒说：这种做法，就让“非遗”变了异，伤了筋动了骨，自然也就伤了“非遗”的元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