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戈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口头传统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CIPSH)副主席，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成都）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特邀嘉宾。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CIPSH）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的非政府组织，它是联合国教科文系统最重要、最有影响的国际学术机构之一。全世界仅五名副主席，中国仅朝戈金教授一位。

　　在第二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上，川江号子、川剧、成都漆器，以及内蒙古的长调、马头琴，西藏的史诗演唱等等，再次吸引人们的目光。

　　我们在为这些文化遗产感到自豪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一个沉重的问题：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濒临失传的危险，我们该如何让它们传承下来？尤其在一些特殊的情形下，我们该如何展开保护工作？国内外有何经验值得借鉴？时值第二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朝戈金教授谈了他的一些感受。

　　叹为观止的文化现象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有许多独特的传统文化令人惊叹。我是蒙古族人，比如蒙古族的长调在人类的音乐历史上就是非常特殊的文化现象。蒙古族歌唱家拉苏荣在谈到蒙古长调的小节线时，说过一句很诗意的话：在马蹄奔跑的踢踏声中，在从一个山坡到另一个山坡中，这才是蒙古长调的小节线——每一次具体的演唱可能都会有细微的不同，起伏转折可能真的和他打着马，信马由缰在草滩上行走的节奏是合拍的。

　　还有马头琴。马头琴音乐也是比较传奇的。用马尾制作的马头琴声音很低沉，如果从音乐的专业角度讲，它的声音并不是特别干净和准确。但是，它有着一种独特的味道，一种如泣如诉的幽怨，而且非常宽广和舒缓。我甚至认为，地地道道带有蒙古韵味的乐器中，还没有哪个乐器像马头琴这么传神。

　　再如呼麦。也是一种很神奇的文化现象。一般情形下，正常人只能发出一个声音。但是呼麦，可以同时发出两个声部。一些呼麦演唱家在欧洲、北美演出时，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这种用喉音发声，同时还有一个很高泛音的呼麦，所造成的和声效果非常特别。

　　传统与现代紧密相连

　　我们大力保护濒临灭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非是要忽视现代新文化。传统与现代，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不是对立的关系。文化是个整体，传统与现代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文化，就像一条小河，从远古源远流长地传承过来。总体上讲，我们的语言、日常生活、交往方式、世界观等等看起来很现代的观念，其实都是包含了大量的从历史上延伸发展过来的一些东西，即便我们想摆脱那些东西，也很难摆脱得掉。

　　从人类更长的历史时段来考察，文化的演进还带有这样一个特点：有一些文化会越来越强势，另一些文化会逐步被边缘化，甚至被吞并、侵蚀。20世纪以来，上述状况变得更加突出，这和移民潮、商业活动、旅游活动等都有一定的关系。比如你在吃外国食品的时候，便带有一种文化交流的意味。这种文化的整合效应对于区域文化的冲击非常大。而很多区域文化、本土文化都是传统性的，很多“非遗”的必要因素也正包含在这些区域文化中。所以，我们在未来的发展中，需要更加小心翼翼地对待传统的文化遗产。

　　国外已先行一步

　　相对于我们近些年才开始对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视与保护，国外特别是西欧、北欧国家对民间文化遗产的关注要相对早一些，而且非常具体。比如德国的格林兄弟，他们当时搜集格林童话就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对民间文化的保护先从一些具体的事做起，如搜集童谣、民间故事、民间诗歌等等，希望从这里发现和拯救民族文化。结合我本人在芬兰受训的感受，我感到，保护和传承民族传统文化遗产，在欧洲已经成为一种学术传统。

　　现在，南美的一些国家也很重视，我们的近邻，日本和韩国也非常早就有立法。而且，这些国家从立档、保护、研究一直到传承人制度化的供养——给传承人特定的经费，让他衣食无忧，同时又让他承载这样一个义务，替这个社会把优秀的文化遗产传承下去——都有很多很好的经验。我们国家起步相对较晚，但是政府部门还是非常重视。对我们来说，这样一种欧洲的学术传统，似乎是一个“洋玩艺”。但实际上，它跟我们本土的文化在很多方面是紧密相连的，在保护和传承民族传统文化遗产上，有诸多可供借鉴之处。也因此，对于民俗学这个学科，我们认为它“既土又洋”；我们也不妨“洋为中用”，加以学习、借鉴，保护和传承好我们的文化遗产。

　　我们有无数的天才

　　通过近些年的“非遗”工作，我们感觉到，其实在我国的民间，有着无数的传统文化天才。他们的才能，在各方面所达到的水平，让我们惊叹不已。

　　比如说史诗演唱，关于格萨尔王的故事。我见过一个藏族民间老艺人桑柱，他不识字，但他的故事全存在脑海中。当时西藏社科院请他到拉萨，他那时候年事已高，每天只唱两三个小时。唱了几个月之后，我们都以为快唱完了，结果他说还早呢。后来我们把他唱的内容录制下来，然后听录音誊写，一句一句记下来，这个工作已经陆续进行了好几年。到现在，他的故事我们已经编辑出版了十七八本书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如此数量竟然还只是他的故事总量的三分之二。

　　在内蒙古，许多艺人还可以现场编演。例如，我带过一个美国有名的史诗专家去内蒙古的扎鲁特。那里有个老艺人叫劳斯尔，很有才能。当他得知该外国专家叫什么的时候，马上就将他的名字、国籍编在了他的助赞词中，句句押韵，而且语速很快，唱了十几分钟。在欢迎仪式上，那里民间歌手的欢迎词也是把门前的花、桌上的菜、墙上挂的画、屋里的装饰、屋前屋后的景象等，全都现编现唱地表达了出来，而且句句押韵，非常优美流畅。这种能力，已经超越了要记住一个段子或者故事。

　　过度商业化须引起警觉

　　“非遗”的过度商业化和不当使用是全世界都有的问题，在我国，这一问题也比较突出。我国很多地方在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时，让专家学者和广大群众担心的地方比较多。比如说某项“非遗”并不具有表演取悦游客的性质，属于较为严肃的民间仪式，承载着敬畏天地、教育下一代等社会功能，但却很可能被误用为让人们去观赏花哨服饰以及热闹的过程。这样一来，不仅会让那些局外人“误读”其严肃的内涵，还会让局内人，也就是应该传承这一“非遗”文化的年轻人，对这一仪式的庄严感、神圣感以及敬畏精神有所减淡，甚至错误理解其文化内核。对于这一问题，必须引起我们重视。

　　当然也有做得不错的例子。比如内蒙古的成吉思汗陵墓，现在已经是一个比较著名的旅游景点，在开发周边旅游环节和旅游产品时，设立了很多吸引游客的要素，但与此同时并没有削弱成吉思汗陵墓的庄严感。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存在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可能做得好，也可能做得不好。好和不好完全取决于经营者或者当地政府是不是尊重了当地民众的意愿，是不是听取了有关专家的意见。如果仅仅是一群纯粹的出于商业目的的人在搞开发，那通常都会走样。不尊重文化遗产本身的文化内核，只考虑如何将一项“非遗”包装成商品卖出去，这对我们民族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的冲击是非常大的。

　　申遗与制度并重

　　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有些传统的文化现象会面临消亡。比如说，游牧的蒙古人不骑马了，那跟马有关的文化、习俗，就可能会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我们当然不可能带着所有的传统习俗往前发展，但是，这个中间的一些特别好的、特别优秀的文化遗产是不能丢弃的，应把它传承下去。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加入国家名录或者是世界名录，对濒临失传的文化是一种较好的保护方法。尽管由于名额有限，并非所有的传统文化现象都能加入世界名录，但进入省级名录或者进我们国家的名录还是可以争取的。只要我们的传统文化现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或者杰出性，而且濒危，具有复兴的可能性，我们就应当想办法让它传承下去。

　　保护、传承这些神奇的文化遗产，除申报加入名录外，我们也可以出台一些好制度。比如，为挽救一些很有价值但又极其濒危的文化遗产，一些地方政府就已经出台了一些激励的制度和规定。比如遴选最优秀的传承人，以他的名字命名，并给予一定的物质补贴。而这些传承人的义务就是把自己的传统技艺传给下一代。这方面，日本和韩国做得比较好，我们应加以借鉴。在国内，新疆出现的奖励民族歌手带徒弟的做法，我认为也值得各地学习：在新疆的和布克塞尔县，有一个很有名的蒙古族民间艺人，他现在就带着徒弟；政府为了鼓励他这种行为，在他80岁大寿时甚至奖励他一套房子。这样一来，年轻人也乐意学学看，唱唱故事都能唱出一套房子来，还是“值得”学习的；而其结果，是我们的民族传统文化遗产得到传承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