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服饰

网络上出售的精美的苗族银饰

布依族传统手工水磨制香技艺

那坡的黑衣壮族以“黑”为美

　　11月2至4日，由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心协办的“2008年中国艺术人类学论坛暨国际学术会议”在京举行。本次会议以“传统技艺与当代社会发展”为主题，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专家学者与中国艺术人类学学者对民族传统技艺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民族传统技艺再次成为“香饽饽”

　　云南省石林彝族自治县阿着底村的彝族女孩普菲在当地算是见过大世面的，从十几岁起，她就在东南沿海打工，靠表演彝族歌舞赚钱。2002年，在外闯荡多年的她，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放弃诱人的高薪，回到老家重拾绣花针。她要靠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精美的彝族刺绣养活自己。

　　普菲确实做到了。在现代化高度发达的今天，靠一针一线精心绣出来的、具有彝族特色的刺绣，不仅零卖给到石林的游客，还远销韩国、日本和欧洲。普菲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民间绣品厂，按照“公司+农户”的模式经营，统一采购原料、设计图案，统一定价，一年的产值就上百万元。

　　普菲的成功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中国曾经是一个制造大国，在历史上，中国的丝绸、瓷器、家具曾风靡整个世界，这些精湛的手工艺产品曾大量进入欧洲市场，成为当时上流社会的时尚品。但从19世纪末起，中国变成了进口国，不仅进口钢铁、机器，连中国人引以为傲的瓷器与纺织品也要进口。”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方李莉痛心地说，“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机械化生产”。

　　19世纪兴起的工业革命，不仅摧毁了中国的传统手工业，而且极大地打击了中国人对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工技艺的自信心。

　　“1949年至1956年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手工艺文化又进一步‘意识形态化’。”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邱春林说。随着“公私合营”的进程不断推进，个体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都被纳入到合作社组织范畴。尽管手艺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但是在这种环境下，每一个手艺人不得不放弃从前的生产、经营、生活以及技艺传承方式。”邱春林说，在艺术审美上，手艺人参与了新的文化创造，作品从形式到题材都传达的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利话语，这对于极其多元的民族传统技艺来说，无疑是一种扼杀和损伤。

　　而新的摧毁力量来自上个世纪末兴起的全球化潮流，以电视为主的现代传媒不仅带来了全球化的思维，而且带来了全球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云南大学的向丽在广西那坡县的田野调查显示，地处西南边陲的那坡，是广西壮族自治区80多个县市中壮族比例最高的9个县市之一。长期以来，这里的黑衣壮族在以黑山、黑石、黑衣为生存前提的相对封闭的文化生态圈中生活，守护一个“黑色的神话”。然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公路的修建和电的通用之后，“黑衣壮族通过电视、报纸、收音机等大众传播媒介以及外出打工的所见所闻，逐渐了解了山外的绚烂世界，以‘黑’为美的审美价值观念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颠覆。”向丽说。根据她的观察，在那坡的村庄，除了60岁以上的老人还会穿自织自染的黑土布衣外，其他人大都从市面上购买成衣，年轻人多穿牛仔裤和休闲衣，色彩和样式日益多样化。“40岁以下的妇女已不会织布和染布，有的家中还保留着织布机，但已经被蒙上了厚厚的尘埃。”

　　在民族传统技艺日益消失的同时，一场轰轰烈烈的传统技艺的“拯救”行动也在展开。很多传统技艺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随着旅游业的兴起，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传统技艺的价值，开始以一种新的视角来审视和解读传统技艺，并且赋予其新的生命。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整个人类社会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民族的文化传统与文化遗产正成为一种人文资源，被用来构建和产生在全球一体化语境中的民族政治和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同时也被活用成为当地的文化和经济的建构方式，不仅重塑了当地文化，同时也成为了当地新的经济增长点。”方李莉说。她认为，这是“一种文化的转型，也是一种后工业文明的特征”。

　　原汁原味还是老瓶装新酒？

　　然而，再次复苏的民族传统技艺还是原来的技艺吗？这是一个需要重新审视的问题。的确，审美的回归给了民族传统技艺新的生命，但要做到原汁原味地回归，恐怕已经太难太难，不仅因为老手艺人的去世，造成了文化的断裂，更重要的是民族传统技艺存在的现实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中南民族大学美术学院的周乙陶通过考察苗族的刺绣发现，处于经济转型与文化变迁之中的苗绣，其自身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穿在身上的苗绣转变为具有独立审美意义的、可挂在墙上的绣片。“苗绣逐渐去功能化而成为独立的观赏品，从穿在身上看到挂在墙上看，苗绣不再是苗族同胞心灵驻守的驿站，而是换取钱财的行当，因此出现了以此谋生的职业绣手。”周乙陶说。

　　另一方面，进入市场的苗绣的民族特性在减弱。市场是逐利的，借助传统手工的外壳，将当下流行的时尚元素掺合在苗绣纹样里，以求得到感官上的刺激。“商家通常提供那些接近时尚、收罗快感、最后加上民族元素的花样，职业绣手一般都不会对新花样表示异议；而一般的绣者也不会追究花样的民族性问题。”周乙陶说，“如果不解决好苗绣花样的民族性问题，苗绣的前景未必一片光明。”

　　向丽对此表示赞同。她在对黑衣壮族的考察过程中也发现，由于黑衣壮族传统文化遭遇现代文明的强大冲击，传统艺术老的传承方式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要想完全复原到起初的原始状态，不仅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传统本身不是一种属于过去的固态化存在，而是一个被不断传递、创造和吸收的过程。”

　　根据她的观察，在黑衣壮族传统艺术的回归中，“尽管它确实被激发了一些长期处于遮蔽状态的审美意蕴，但同时也被赋予了许多原本不属于它自身的附加价值，比如说黑衣壮族的神秘性和异域情调被过多地夸饰，且一再地边缘化和神话化，沦为迎合部分人猎奇心理的产物。”不仅如此，她也认为，在对黑衣壮族审美文化特质的发掘和展演过程中，存在着功利化、表面化和非持续性的问题。“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商业化运作确实是使传统艺术大众化的一条途径，但对黑衣壮文化符号的简单挪用不仅无益于传播黑衣壮文化，而且会使该文化符号日益苍白化。”

　　苗绣和黑衣壮族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不是个案，在汹涌的复苏潮中，民族传统技艺也越来越需要辨清自己的方向。正如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在论坛开幕式上所说：当代社会发展越来越依靠高新技术和经济一体化，这种现代化模式已经深度改变了世界各国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方式方法，也由此造成许多传统文化正在快速地消失，直接威胁到文化多样性的存在。优秀的传统技艺不仅体现了人类高超的身体技能和创造成果的精粹性、丰富性，还关联着情感、习俗、个性和精神思想。该如何让这些传统技艺在当代艺术实践中继续发挥应有的价值？该如何认识和处理好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平衡关系？这尚需更多深入探讨和思考。

　　而有学者也对民族传统技艺发展提出了更为乐观的建议——将艺术和实用相结合。“任何手工技艺的保护和活态传承都不如让传统融合在我们的生活中，融合在我们现代的创造和设计中，成为我们现实生活的一部分，成为我们现代社会肌体的一部分，惟有如此，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与发展才有价值，才有真正的意义。”方李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