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推动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研究的发展，探索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可持续传承的新途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11届年会暨少数民族音乐创新教育研讨会”于11月3日至6日在北京召开。本届年会由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和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联合主办，来自内蒙古、新疆、云南、贵州等1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80多位专家、学者就少数民族音乐的热点、焦点问题展开了探讨。

　　热：农民工唱响畲歌

　　2001年，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蓝溪村的畲族农民工自发组织演唱本民族的畲歌，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2004年正月，在福安县城打工的畲族人也自发集中到离城两公里的坂中畲族乡住家唱歌。消息传开后，专程赶来坂中唱歌的人越聚越多，畲族住家容纳不下，歌手蓝发、蓝木全找到了福安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寻求帮助。在市民宗局的支持下，2005年8月，福安城关的畲族农民工终于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心灵栖息之地。尽管是在地下室，条件依然十分简陋，但畲族农民工对这一得来不易的放松场所十分牵挂。每天晚上7至8点，不少畲族农民工吃完饭，换上干净的衣服，到“地下歌场”来一唱方休。

　　2006年和2007年，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蓝雪霏两次前往福安市，对福安畲族农民工的音乐生活问题展开了调查。她得出的结论是：“由于传统遭遇现代所导致的种种尴尬，畲族农民工急切地需要重新找回自己的精神家园。而当崭新的艺术形式尚未取代古老的歌唱时，畲歌仍是畲民的情结、民族精神的代表，畲族农民工精神归属的媒介。”她认为，尽管现在唱歌的多是中老年人，很难预计畲歌是否就会这样永远唱下去，但畲族农民工恢复歌唱传统的热情充分说明艺术由于需要而产生的现代轮回。

　　冷：少数民族宗教音乐无人问津

　　在此次会议上，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刘桂腾提出了一个“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即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却仍被置于保护对象之外的传统文化。他特别指出，在城市化进程飞速发展的情势下，未被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少数民族宗教音乐已经处于濒危的境地。

　　刘桂腾说，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特别是少数民族原始宗教音乐，是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内容。然而，“宗教”这一概念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界定是有具体对象的，如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而大量活跃于草根阶层的民间信仰，则往往处于文化的边缘。譬如，作为同一血脉传承的民间艺术，北京一带的“太平鼓”与东北地区的单鼓两者的命运截然不同：前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后者则由于申报者的“不聪明”，将它与民间信仰的依附关系完整、真实地联系在一起，屡次申报“非遗”均告失败。据悉，目前全国有几百个与单鼓相类似的国家级申报项目被搁置，它们大多与民间信仰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密不可分。刘桂腾指出，这样处理的后果就是一些不大适合现行文化政策执行“标准”的少数民族原始宗教音乐，因其既无“宗教”的合法外衣，又无“先进文化”的耀眼光环，面临再次被边缘化的境地。

　　令刘桂腾担忧的是，有的地方为了“申遗”，采取“抽取法”或“分割法”削足适履。据报载，某县文化馆为确保“申遗”成功，准备将一个具有上千年历史的古老乐种从民俗仪式中抽取出来，将民间信仰的内容剔除，变成一个“适合”在舞台表演的“艺术”形式。“原始宗教音乐与祭祀仪式及其所承载的观念体系（信仰）是一个互相联结着的综合文化现象。音乐是仪式及其信仰的表达方式，仪式是音乐寄生的载体，信仰是音乐的灵魂。将音乐从仪式及其观念体系中剥离出来，其生命力就将终结。”刘桂腾说。他认为，用“先进与落后”、“精华与糟粕”二分法简单地对待少数民族原始宗教音乐，将产生大量“非‘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其陷入更加边缘化、甚至濒临灭绝的困境。

　　改变音乐教育的二元论模式

　　在已公布的第一、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分别占民间音乐舞蹈类遗产总数的36%和45%。基于少数民族音乐传统传承方式面临的困境及传承少数民族音乐的重要性，寻求传承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新途径势在必行。

　　刘桂腾首先提出，对于“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问题，“目前最为现实、有效的途径就是不要把现行文化政策执行‘标准’和现代社会文明‘标准’当做唯一的选拔标准，通过学术研究等渠道，把一切适合“非遗”标准的内容纳入到学术视野，利用“学术身份”及时抢救和保护非‘非物质文化遗产’”。

　　由于当前学校教育是人们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与会专家也把关注的焦点聚集在音乐教育上。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的魏婧提出：在全球积极倡导“学校音乐教育中加强本土音乐文化传承”的语境下，应该不失时机地将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引入当今音乐教育体系，以实现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活态”可持续传承。“综观当今音乐学院的专业教育，基本采用以讲授欧洲音乐为主、汉族音乐为辅的‘二元论’教学模式，教学模式过于西化，缺乏自身的民族特色。”

　　基于二元论模式的弊端，一些院校开始寻求突破，将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引入课堂。这不仅弥补了传统教育体系内容单一的不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在民间自然传承链条中面临的困境，开辟了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可持续发展的新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