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冯骥才与贾平凹会面，祝贺《秦腔》获得茅盾文学奖。记者尚洪涛 摄

　　作为一名为抢救民间文化遗产奔波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卫士”，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作家冯骥才在对待那些随时可能消逝的历史文化遗迹时所表露出的关切之情令人动容。昨天下午，冯骥才在大唐西市论坛发表了题为《历史文化与文化产业》的演讲，发出了“一个民族不能只有GDP，还应该有DNA”的呐喊，让数百位与会专家、学者深切感受到他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王军在致辞中，也对冯骥才这位靠自己写作、绘画所得投入民间文化保护的“文化卫士”格外崇敬：“历史文化保护，他一干就是10年，靠着他的呼吁和奔走，最终在他的倡议下启动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

　　现状： 入选“非遗”名录却难受保护

　　在冯骥才不断奔忙的这10年里，国家和地方政府逐渐对民间文化遗产高度重视，普通百姓抢救文化遗产的意识也逐渐增强，但冯骥才却一直处在一种深深的忧虑之中。尤其近两年，在全国“非遗”保护之风越刮越猛，各项抢救工作开展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冯骥才的担忧却加重了许多。

　　冯骥才痛斥说，许多地方的“非遗”项目在入选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之后，保护工作反而开始举步维艰。“这几乎成了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等到评上了，基本就放手不管了！”为什么国家级“非遗”项目居然会遭此厄运？冯骥才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和各地的不良政绩观有很大关系，当地官员在位时，假如当地项目被评定为国家级遗产项目，这就是自己的政绩了！但评上之后，日常保护、调查等一大堆繁琐的事务却写不到政绩里去，因为这跟GDP没什么关系。“我觉得组织部应该研究弄一个‘文化政绩’，一个民族不应该只有GDP，还应该有DNA啊！”冯骥才痛心疾首地说，“文化保护是在评定之后才开始的，我们既然把这些项目列为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却在评定之后不保护了，这是当下最关键最迫切的问题。”

　　矛盾： 文化遗产在保护中变形缺失

　　从2006年起，中国共评出1000多项“非遗”项目，真可谓轰轰烈烈。但是，冯骥才却遗憾地表示：“到了20世纪，人类才发现还有一个大家公有的精神性的财富。21世纪初，才有世界文化遗产的评定。2003年我国启动了‘非遗’抢救工程。可是，我们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全世界罕见的‘城市再造’，将660个城市的记忆一铲而空。”

　　冯骥才也曾遇到最困难的“瓶颈”时期，因为在“非遗”保护的过程中，许多变味、变质的现象出现了，这让他无比郁闷。“国家和政府越来越重视‘非遗’，可我越做越艰苦。比如，一个古村落，谁来管？开发商管，因为它可以用做旅游了。许多开发商就在村前村后各立一门，村前收票，村后走人，门口放两个垃圾桶，都是熊猫，抱两根竹子。更可怕的是，还有许多村落的村民居然整体搬迁出去，把村里的房子租给外来的商人开商店！我原来估计中国的古村落有3000个，但现在远没有那么多了。”

　　思考：文化与产业到底哪个更重要

　　文化与产业，到底哪个更重要？在冯骥才眼里，“文化产业”突然一日成为像数码、网络、三聚氰胺一样的时髦词汇，他认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提法很荒谬，“我们的目的到底是文化还是经济呢？文化是一种精神、视野、气质、修养，是国家民族的灵魂，是民族的凝聚力！如果仅仅把它作为产业，作为提高GDP的经济支柱，那不是把文化给毁了么！”

　　冯骥才为一些高举“文化”幌子，实则为获取经济收益的行为耿耿于怀。“一旦不能卖钱，就去改变我们的文化。各种文化混在一起，那种混乱的思维使得城市文化找不到自己的特点。”他举例说，许多欧洲小国一直坚守着自己的文化底线，“比如捷克的布拉格绝对不允许麦当劳这种垃圾食品进入城市中心区，融入到城市的文化中去；在莫扎特故乡的街头，麦当劳不能随便打出广告……人家很讲文化的规矩。一个民族的文化要有自己的尊严，否则只能是卖钱而已的‘文化产业’。文化产业不能没有它的精神性，否则就是胡来，是放任自流，最终的结果就是所有城市的文化特性全乱套。”

　　最后，冯骥才对文化产业给出一剂“方子”：文化产业应该从城市的文化入手。不管怎么变化，文化王牌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感言：西安是中国史上最辉煌的梦

　　冯骥才觉得西安这地方是不能随便讲文化：“因为这里太有文化，文化底蕴也太厚重了！西安属于中国人，西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梦，我们把最辉煌的梦留在西安这个城市。真正留下的遗迹却很有限，我们当代人要保护住这些为数不多的历史遗产，爱护它，保护它的文化尊严。同时还要更多挖掘历史文物，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历史飞走了以后留下来的羽毛。比如大唐西市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超市，是丝绸之路的商业文化遗迹，盛唐时期，世界各国物质的和物质所承载的精神的，都来到西安大唐西市。大唐西市是伟大的创造，保护好这种文化，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