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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展示当代中国文学地图新的一页
杨 义

 

  李鸿然的巨著《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 云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的撰成和出版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界值得祝贺的一件大事。一个学科应该有它“十年磨剑”的巨著,由一个有能力的学者花10年、20年、30年专心致志、孜孜以求、博涉旁搜、锐意探索,使这个学科在知识含量和学理深度上都有所创获,甚至开拓了一个新境界
。这部《史论》便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打开新局面的巨著,它凝聚了作者20年的心血,因而雄辩地证明,当代少数民族存在着强盛的文学文化创造力和繁花似锦的文学创作。

  全书分上下卷,上卷为通论凡8章,下卷为作家作品论,实际上是以文体为纲,以民族分群的作家为目,凡26章,呈现了一种由论到史的葫芦型结构。在少数民族文学的学理探索上,此书显示了开阔的视野和执著的追求。其中如厘清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来源和对它的内涵的界限,对1990年以来商品大潮中少数民族作家的四种基本姿态,即下海经商、守望文学、商文两栖和进入新兴文学门类的分析,以及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以风俗描写和民间口头文学资源丰富中国文学色彩等论述,都有独到的见解。在分析张承志《心灵史》和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的宗教与人性的复杂构成中,在分析它们融历史、宗教、文学于一炉上,显示了出色的敢于面对学术难度的学理深度。

  不过书中关于少数民族文学与三标准的界定,我觉得还有再深入思考的必要。三标准是 民族出身,作品反映民族生活,用少数民族本民族的语言写作。作者只认可第一条标准。其实三条标准具有文化内涵上的梯级关系。只具有第一条,属于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少数民族文学,加上第二条而只用汉语写作,说明少数民族特色更多了一些。如果三条皆备,则是受汉文化影响较浅的严格形态上的少数民族文学。三条标准拥有程度上的差异,说明中华民族是在长期的曲折发展中逐渐形成的一个伟大的文化共同体,同时这个文化共同体内部构成存在着复杂的、多元的、相互借鉴的子系统。三标准之间存在一加一、再加一的递进关系,并由此形成了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有容乃大文化哲学。在历史上,汉文化对少数民族的影响是由上而下的,少数民族文化对汉民族的影响是由下而上的。如果承认这种大体上的趋向,我们甚至可以由此推测,只具备第一条标准的作家,他的祖上多是当过大官,或者是皇亲国戚,或是到内地当兵就定居下来,如李准祖上是为成吉思汗处理汉家事务的重臣木华黎;三条标准具备的作家,其祖上基本上是土著细民。

  最近,我提出一个前沿性的学术命题“重绘中国文学地图”。这个命题包括中国文学的民族学、地理学、考古学、文化学和图志学的视角,它的第一个视角就是民族学的视角,旨在从整体性上考察中华民族文学的总体特征和它几千年间的生命过程,强化和深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识,从而为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提供学术思想上的支持。作为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应该有一幅属于它的深厚、绚烂的文学地图。读过《史论》的启示之一便是,为了使“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工程在打通古今,把握全局,建立它千古一贯,又与时俱进的体系能有所作为,需要全民族诸多有志于此的学者,发挥各自的专业优势和智慧,把这幅地图的每个时段、每个部分、每个层面都进行胸有全局又步步务实的重绘。李鸿然的《史论》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地图的重绘上,用了20年的苦功,才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可见中国文学地图的全面重绘,是一个非常值得做、却又需要付出艰辛而持久的努力的事情。

稿件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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