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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必须重绘中国文学地图?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杨义先生访谈录

杜 悦

《中国教育报》 2004年12月16日第5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杨义先生认为,以往的中国文学地图是不完整的、简单模式化的、过多地套用了一些外来的概念。“重绘”文学地图,涉及到我们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与文学发展的整体性看法的问题。如果用大文学观去看中国文学的话,中国过去的文学史的地图必须要重绘。

  杨义,1946 年生于广东省电白县。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文学评论》主编,《文学年鉴》主编,全国《格萨尔》领导小组组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博士生导师。曾为英国牛津大学客座研究员 (1992) ,先后在英国学术院 (1998) 、荷兰莱顿大学 (1998) 、新加坡国立大学 (2001) 、剑桥大学 (2003) 任客座 教授。曾获政府特殊津贴及国家人事部表彰的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等荣誉和称号。在海内外出版著作 30 余种,论文 300 余篇,总著作量在八百万字以上。择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中国现代小说史》 (3 卷, 150 万字 ) 为“十年磨一剑”的力作,开了个人独立写多卷文学史的风气;《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图志》 ( 上、下卷 ) 创造了“以图出史、图文互动”的文学史写作模式,被认为是文学史写作独创性和多样性的一个范本;《中国古典小说史论》被 国外 博士称为“中国古典小说在叙事研究上取得丰硕成果的典范”;《中国叙事学》是以中国文学的经验和智慧为本,参照西方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叙事学理论而形成的具有现代中国特色的学理体系; 2001 年出版的《李杜诗学》被誉为新世纪的诗学力作。

  记:听说您的《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在剑桥大学讲过,后来在北大的暑期 全国 博士精品班讲过,都有非常好的反响。这是您多年研究的一个成果。首先请您解释一下这个题目中“地图”的含义。

  杨:地图在西方叫“ Atlas ”,就是阿特拉斯。阿特拉斯是大地神系统的一个泰坦巨人,是从天上盗火到人间的普罗米修斯的兄弟。因为参与反对宙斯的战争,失败之后被惩罚去把天举起来。我们在西方参观宙斯庙,那个顶着檐头的神就是阿特拉斯。后来西方出的地图集,阿特拉斯都是在卷首上,背着一个地球,这也是西方地图集里面的一个标志。把地图这个概念引入文学史的写作,就是利用阿特拉斯脚踏地理空间、头顶青天的精神空间,配合着我们历史叙述的时间维度,构成了一种多维度的文学史结构。因为我们过去的文学史结构基本上是一个时间维度,但是地理维度和精神维度比较缺乏。这个地图当然是文学地图,这个专题地图要揭示文学本身的生命特质、它审美的形态和文学身份以及文体交替、经典形成的那种复杂的生动过程。而且这个地图还是一个中国地图、国家地图,应该展示我们领土的完整性和民族的多样性,在这种多样的互动和整体的发展中来显示它全部的、显著的特征。所以我认为,对文学的理解,我们过去是没有直接地探讨它的生命过程。

  记:现在已经出版的文学史数量很多,但是其质量和思路都存在一些问题。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是不是首先涉及对百年文学史的反思问题?

  杨:文学史的写作到现在已经有一百年了,我们已经写出来的文学史,大概超过了一千部。但是一千多部文学史到底有多少部能够流传一两代人?能够不只是学生去读,不是为了考分、为了考试,而是作为整个社会必读的书,到底有多少种这样的文学史?我看是寥寥无几的。这就涉及到我们要对百年文学史进行反思的问题。我们过去的文学史大体上是为了大学的教学和考试,是知识性的文学史,应该在这种知识性的文学史里面增加智慧的成分,形成知识和智慧融合在一起的文学史。因为知识是人得出来的结论,而智慧是得出这个结论的生命过程。如果我们要对文学史进行生命分析的话,可能很多东西还要重新来写。

  记:您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理由和出发点是什么?或者说,您认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何在?

  杨:为什么要重绘呢?“重绘”文学地图,这就涉及到我们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与文学发展的整体性看法的问题。我们过去的文学史写作基本上是个汉语的书面文学史,鲁迅取的标题叫《汉文学史纲》,大体来说是汉语文学史。但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文明的发展绝对不是汉民族关起门来封闭性的发展。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最严重也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的碰撞的问题。从先秦时期的四夷——夷蛮戎狄,到汉代的匈奴,一直到清代的满洲,这个问题都是中华民族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绝对不能回避的问题。我们在地理地图上,可能是南海的一个礁石、或者是东海的钓鱼岛这么一个小地方,外国人来挑衅,我们都要抗议,而我们在写文学史的时候,竟然把占我们的土地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少数民族文学忽略过去,这样的文学史难道是完整的吗?公元十一世纪,也就是说中原欧阳修、苏东坡他们在写宋诗、宋词的时候,写几十个字、一二百字很精致的、很感伤的文字的时候,在我们的维吾尔族——那时候叫回鹘——他们的祖先,在喀拉汗王朝,居然有一个诗人写了一首诗,叫做《福乐智慧》,一万三千行。一万三千行是个什么概念呢?但丁的《神曲》就是一万三千行。还有很多我们非常熟悉的西方一些大篇幅的诗都达不到一万三千行。一万三千行的诗,对于我们的西北民族,包括对成吉思汗那时候的写作都有很深刻的影响。但是我们的文学史中一句话也不提。所以这样的文学史就不能说是一个完整的文学史。

  我们之所以要重绘,第一是因为以往的“绘”是不完整的,基本上是一个汉语的书面文学史,忽略了我们多民族、多区域、多形态的、互动共谋的这么一个历史实际。第二,以往的绘制存在着唯一的、简单的模式化。我们过去写的文学史基本上是时代背景、作家生平、思想性、艺术性及作家作品影响这么“五段式”的写作。从《诗经》到《红楼梦》,讲来讲去都是反映民间疾苦、恋爱自由这么一些问题,《诗经》和《红楼梦》是一样的吗?这是忽略了文学发展及其存在的网络形态以及它的深层意义的现代深度的一些阐释。第三,我们以往的绘制过多地套用外来的一些概念,比如说谁是现实主义的、谁是浪漫主义的,现在虽然不用这个概念了,但实际思路还是这个思路:现实主义有什么特点,浪漫主义有什么特点。这就不同程度地忽视了中国特色的那种原创的智慧的专利权。所以我们现在必须在重绘的时候,改变我们原来的文学观念。

  记:您还有一个观点非常引人注目。您认为,中国当今一些文学史的弊端往往是由于用一种错位了的、从西方的经验中产生出来的文学观审查中国文学而产生的。

  杨:在跨世纪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西方在建构自己的文学观念的时候,它并没有考虑中国还有文学,甚至比它的历史更长、更悠久,而且成果更为辉煌。我们用的是一种错位了的、从西方的经验中产生出来的文学观。这种文学观其实是西方的“ literature ”通过日本用汉字翻译成“文学”,我们也就这么使用了,但跟我们文学发展的实际过程是存在着错位的。为了跟西方文学观念接轨,我们自己做了很多以短比长的工作。比如说,人类的史诗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从氏族社会到奴隶社会这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初期产生的。我们中国人为了讲文学,一开头就要讲史诗。那么我们到哪里去找史诗呢?到《诗经》里去找。《诗经》里找了《生民》、《皇矣》等五首诗,叫做周朝的开国史诗,但是周朝的开国史诗加起来才 338 行,那怎么样跟荷马史诗去比呢?所以我们这是以短比长。我们很多文体都没办法进入西方“四分法”的框子里面,要进去就要扭扭捏捏,把它扭曲了才能进去。这“四分法”使什么诗歌、散文、小说、戏曲,我们中国文学的一些强项、一些精髓的东西反而在这种概念的转移中被忽略了。所以我们在跨世纪的时候就要提出一个新的文学观念,这个文学观念就是大文学观。大文学观吸收了纯文学观的学科知识的严密性和科学性,同时又兼顾了我们杂文学观所主张的那种博学,把文学和文化沟通起来。因为世界上不存在纯文学。所谓纯文学,就是对文学与文化,对文学与整个人类的生存状态的一种阉割。有了这种大文学观,如果考虑到我们的少数民族,那就会发现原来我们中国是一个史诗的富国。藏族、蒙古族的史诗叫做《格萨尔》,《格萨尔》这首史诗大约从中国的宋代就开始产生,流传了一千年。现在的篇幅有多长呢?有六十万行,有的专家说可能达到一百万行,我们保守一点就说六十万行。六十万行的史诗,超过了世界上五大史诗的总和。世界上五大史诗,一个是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一个是荷马的两首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还有印度的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波罗多》。最长的是《摩诃波罗多》,二十万行,荷马的史诗也就一两万行、两三万行,六十万行的《格萨尔王传》就相当于是这五大史诗的总和。而且我们中国有三大史诗,一个是《格萨尔》,一个是蒙古族的《江格尔》,一个是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后两个都是十几万行的史诗。而且在少数民族地区还存在着数以百计的英雄史诗和神话史诗,还有民族迁徙史诗,这样一加起来,我们把眼光从整个完整的中国版图来看,中国将不是史诗的贫国,而是史诗之源,在世界上是属于第一流的这么一个国家。甚至我还说过这样的话,公元前那一个千年,世界上最伟大的史诗是《荷马史诗》,公元后的第一个千年世界上最伟大的史诗是印度史诗,公元后的第二个千年世界上最伟大的史诗是包括《格萨尔》在内的中国史诗。历史将会证明这点。如果我们这样去看问题,就会对整个人类史诗的版图和它的观念的认识都发生很大的变化。再比如说史诗的发生学的问题,史诗难道是从氏族社会到奴隶社会的时候发展起来的吗?我们藏族、蒙古族还有其他少数民族的史诗现在还是活形态的史诗,你怎么来解释这个问题?必须要面对这个事实。这是发生学的问题。还有类型学的问题。类型学的问题就是说,荷马史诗是个海洋城邦类型的史诗,跨海作战、海上漂流冒险这么一种形态。印度史诗是个森林史诗,到心灵里面去修道,或者说在心灵里面猴王哈努曼能够举起喜玛拉雅山,一跳就跳到斯里兰卡。但是我们中国的史诗,有高原史诗,有草原史诗,有山地史诗,比如说《格萨尔》就是个高原史诗。高原史诗,我给它一个定位叫做“江河源文明”,是长江黄河源头所发生的文明。我们过去对中华文明的理解基本上是一个黄河文明,后来在长江发现了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荆州的楚文化,还有四川的三星堆文化等等。把长江文明加进来之后,我们对中华文明的理解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我们如果加进了江河源文明和其他的边疆文明,那么我们对中华文明的理解将会走进一个新的境界。

  不光是史诗的形态学上发生这个问题,艺源学上也有很大问题。比如说荷马史诗,它是已经变成文本了,艺人的说唱已经变成化石了,但我们这里还是活形态的,藏区或者蒙古地区还有数以百计的艺人在那里说唱,还在不断地滚雪球,越滚越大。现在我们民族文学研究所正在做一个项目,就是出版《格萨尔》的精选本,精选本只有四十卷。所以我们如果用大文学观去看中国文学的话,我们过去的文学史地图必须要重绘。

  记:您认为应当怎么样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它涉及哪些方面的问题?

  杨:我想从四个方面来谈这个问题:第一是文学的民族学问题,第二是文学的地理学问题,第三是文学的文化学问题,第四是文学的图志学问题。

  先讲文学的民族学问题。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发展的一个关键是游牧民族和农业之间碰撞与融合的问题,这里面存在着胡化和汉化这么一个历史过程。民族的碰撞,从经济上、军事上、家庭生活上,都是个灾难,因为它会使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但是在文化问题上,它往往越碰撞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越互相分离不开。

  中国的地理幅员很大,文学地理学的问题,就是在地理的空间上展开文学的发展过程。这里面涉及到几个问题:一个是地域文化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作家的出生地、宦游地、流放地,第三个问题是大家族的迁移,文学地理学的很重要的第四个问题就是文化中心的转移。

  文化学问题的内涵很丰富,前面讲的民族学或者地理学,有些问题也可以放到文化学里面去讲。我这里想讲两个问题。一个是文化层面的问题,也就是雅俗之间的问题。一种文体的发展,往往是弃俗而成雅、雅因俗而大、俗因雅而精,在雅俗互动中,产生一种大雅大俗的经典。文化层面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外来文化的问题,也就是文化的开放性问题。

  图志学的问题,实际上是我们提供的文学阐释学之外的另外一个解释系统。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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